■ 黄彪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的亮点之一,就是要把“富民”作为将来一段时期内工作的一个主要目标和任务。对于“国强与民富”的关系,究竟是先有国强再有民富,还是先有民富才有国强,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我们国家的历史轨迹来看,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是先有国强才有民富。特别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更是深刻认识到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样一条真理。新中国成立后,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其目标都是在追求大国崛起的强国之梦。而我们的强国之路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在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对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在我们国家开始工业化之初,由于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没钱买设备、买技术,唯一可以卖的就是农产品。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我们国家就只有通过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来攫取农产品价值而为工业服务,这也是形成城乡二元分化和三大差别拉大的历史根源。有人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三大千年工程,第一个是秦始皇修筑长城,它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的北方边界,这个工程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年;第二个千年工程是隋朝的大运河,沟通了南北经济,奠定了唐宋以后中国经济的繁荣,影响也超过了一千年。第三个千年工程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这也将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它奠定了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基础。这个千年工程实现了我们的强国梦,但带来的问题是当国家的工业基础已经相当雄厚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还很艰苦。这就是因为大部分资源都被拿去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了,所以就出现了国富民穷的问题。
因此,现在来看“十二五”规划,它与此前的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本质差别,就是从追求“强国”之梦向实现“富民”之实的转变。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实现国强的目标了,但国强了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民富了。而只有建立在普遍民富基础上的国强,才是真正意义的强国。
“富民”看上去是一个经济问题,但经济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治。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本身就有政治因素在内。为什么经济高速增长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得不到同步提升?症结就在于蛋糕的分配不合理。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成果的最大收益者是政府及其与公权力有关联的利益群体,以及资本利益集团和垄断国企的经理层与员工等。而政府之所以能够抽走国民收入的大头,并随心所欲地支配财富而不受监督,资本之所以能够压制众多的劳动力,原因又在于政府的权力过大。所以,有人就提出要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这也许是实现富民目标的关键所在。同时,对“富民”中“民”的认识,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提法是“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我觉得富民更要富农民,因为农民在我们国家是弱势群体,而且这一群体数量众多,且长期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其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有限。城市居民有国家财政的保障,生活基本无忧,但农民却没有这个便利,而农民的富裕程度就决定了国家的富裕程度,农村的稳定就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因此,富民还必须得先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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