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在今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针对公车改革遭

■ 舒圣祥

在今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针对公车改革遭遇的难题,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针对民革中央的提案,国家发改委与财政部商讨后回复称,目前该委正抓紧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相关工作,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促进此项工作加快推进。(11月22日《京华时报》)

熟悉官方文件用语的人都知道,“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与“我国拟启动公车改革”,基本不是一回事；因此这样的新闻,即使不是捕风捉影的噱头,至少也是一厢情愿的善意误读。但是,这似乎丝毫不能妨碍公众的讨论激情,由此亦可见公众对于公车腐败痛恨之深,以及对于公车改革期盼之甚。

事实上,虽然全国层面的公车改革不曾发起,中央国家机关公车改革不见启动,但地方层面的公车改革试点一直没少见。其中,公车货币化基本是改革主流,也就是专车或者公车没有了,改为使用货币补贴的方式进行；而且,这种货币化改革往往都留了尾巴,大发货币补贴的同时,公车数量并未实质减少；尤其是那些大大小小的“一把手”们,改革之后的真实现状是:补贴基本不动,公车基本照用。

大家都在说公车改革难,可究竟难在哪里呢?其实主要不是难在具体的改革方式与途径上,而是难在改革必须建立在“确保既得利益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换言之,这是一种完全赎买式的改革,非但不寻求在官员福利待遇上伤筋动骨,相反却首先肯定了现有公车福利的合理性。如此一来,改来改去无非是在“茴字的几种写法”之间较劲,不再额外增加公车支出已经阿弥陀佛了。

真正意义上的公车改革,必须紧紧围绕一个“钱”字来进行。要不然,自我评价再“成功”的公车改革,对于纳税人来说也基本都是扯淡。为此,公车改革应该自严格约束的人大预算始,以同样严格的审计问责与公众监督终。

我们有必要借鉴所谓“国际惯例”,为公车支出设定一个比较合理的金额,然后在提供给人大的预算报告中专门列出,在审议通过后实施,并制定明确的罚则。考虑到一下子削减太多支出的难度,在详细核算现有公车支出的基础上,甚至可以考虑设置一个逐年递减的缓冲期。总而言之一句话,省钱才是硬道理,公车改革不能给纳税人省钱,那还是别折腾的好。

事到如今,关于每年的公车支出,公众仍旧得不到一个确切的数字,在预算报告中也得不到清晰反映；倘若在这种情况下搞改革,自然只能是一本糊涂账。公车要想透明起来,首先需要公车支出透明起来,并配合以严格的审计监督与公众监督——管住了钱也就管住了公车腐败的命脉,节省了钱也就实现了公车改革的价值。

重要的是,要将公众看得见的公车支出减少,作为一项严格的预算控制来要求,作为一项严厉的问责依据来考核;至于具体如何去改,倒完全可以交由各地政府去各显神通,是否需要“厅局级以下官员全部取消专车”甚至都不再重要。因为,管住钱、节省钱才是公车改革的终极追求所在。

（据11月23日《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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