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报道 节日里温情脉脉的“礼尚往来”,往往内裹礼仪“糖衣”的权钱交易,一些人由此痴迷于“节日情结”,一些人由此患上了“送礼焦虑症”……其中,“礼尚往来”的“主角”,多是掌握着决策上和用人上“一锤定音”权力的“一把手”。各级“一把手”也因此成为节日腐败的高发岗位。
透过形形色色的节日腐败案件不难发现,虽然反腐倡廉机制、民主监督机制不断健全,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一些地方的“一把手”依然频频“出事”。如何把权力装进“笼子”、让权力安全运行,怎样让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正确行使权力,仍然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党内民主建设需要进一步破解的课题。如何有效监督“一把手”,规范其用权,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探索。
制度设计要科学
2010年,中办颁布了《干部选任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组部同时制定了《干部选任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等3个办法。这4个文件相互配套衔接,共同构成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干部选任监督体系,力图堵住“买官卖官”的后路。
事实上,早在2002年,中组部就在吉林、浙江、湖北、四川4个省,试水“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市)委书记用人行为”。目前,这一试点已扩至17个省(区)。同时,各地规范“一把手”用人行为的措施不断出台:浙江瑞安实行全委会成员民主推荐提名干部制,吉林桦甸提出“隐形权力显性化、显性权力规范化”;湖北谷城实行干部选任全程记实制……
尤其是近年来,各地越来越多地用票决制选任干部,层级也越来越高。目前,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和121个县(市、区)党委讨论干部任免均实行常委会票决制,对重要干部的任免实行全委会票决制;2004年,四川省委全委会首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厅级“一把手”;到2009年,浙江实现了省、市、县三级党委常委会干部任用票决制全覆盖……
“为防止出现程序空转,还必须在票决制的执行环节进行科学设计。”中央党校教授张荣臣强调,有时候,技术问题能够直接导致决策民主的效果,“如果票决时,常委们都挤在一起,同意的打‘√\’、不同意的打‘×\’,那谁还敢在‘一把手\’的眼皮子底下表达真实意愿?”
制度落实更重要
2009年,深圳宣布实施《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以20条具体规定对该市各级党政“一把手”的权力进行分解,并设定了清晰的“禁区”,对该市各级党政“一把手”的“权、钱、人”等重点权力设限、监督。作为国内首次明文约束党政“一把手”权力的法规制度,《规定》建起了监督也是保护党政“一把手”的制度屏障。
肇端于江苏睢宁县、河北成安县、四川成都武侯区等地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则试图将一级党委领导的公权力放到一个四壁通透的“鱼缸”内。2010年,由中纪委、中组部印发的《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将已低调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试点引到台前。
“建立规章制度固然重要,但严格把制度从纸上落实到工作中,则更为重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认为,很多“一把手”落马,不是监管制度缺失,而是因为制度执行不到位甚至失效造成的。
今年正逢集中换届年,这也成为用人不正之风的易发多发期。不久前,中组部明确提出了“严禁拉票贿选、严禁买官卖官、严禁跑官要官、严禁违规用人、严禁干扰换届”以及“17个不准”、“5个一律”等纪律要求,同时强调要做到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
记者注意到,国家预防腐败局也在日前印发的2011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今年要推进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对‘一把手\’限权,既是反腐的需要,也是对领导干部的爱护。”张荣臣表示,不能等到“一把手”出了问题时才一把“撸下”了事,而更应在制度的设计和落实层面上多下工夫,让他们没有机会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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