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善与基金会“对赌”引关注名人慈善何去何从

上周，“２０１１年中国慈善排行榜”正式揭晓，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以捐赠到账总额１０．２８２８亿元获得“首善”称号，这其中有２亿元“出格”的捐赠，在慈善圈曾掀起轩然大波。

曹德旺凭借一份“对赌协议”，不仅让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过程中累得人仰马翻，甚至受到围攻，可曹德旺却说“我连感谢都不用说”。专家认为，这次被称为中国慈善“问责第一单”的捐赠为中国的慈善透明之路打开了一扇门。

最“苛刻”的慈善

——善款必须捐给贫困农户

“对赌协议”是一个用在股权投资上的词汇，指收购方与出让方在达成并购协议时，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情况进行一种约定。如果约定的条件出现，投资方可以行使一种权利；如果约定的条件不出现，融资方则行使一种权利。曹德旺将这个概念用在了慈善上。

2010年5月4日，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捐赠协议，向西南五省区市旱灾区贫困农户捐赠2亿元善款。但曹德旺提出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以每户2000元的标准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管理费不超过3%，并且善款“不能发给当官的，不能给有钱的”，差错率不得超过1%，否则按超出部分的30倍进行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600万元。

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中国扶贫基金会请相关部门按照受灾程度确定受资助的村子，受捐者不能是“两代以内直系血亲有副科级、房屋为二层以上砖混结构、有子女自费出国留学”的村民，并且逐户核实，终于向曹德旺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曹德旺却对此有自己的观点：“基层干部就是给百姓办事的，我连感谢都不用说。”

不具推广性

——大额捐款可能实现“对赌”

1%的差错率、3%管理费和30倍赔付条款，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看来，2亿元捐款项目的标准化设计流程机制、瞄准机制、透明机制与纠错机制可以复制，且具有示范效应，但并不具备推广意义。邓国胜认为，曹德旺这样的大额捐赠者勇于对慈善组织进行全过程监督，这样的监督能推动更多公益慈善组织提高工作效率和公开透明度。

“如果都去对赌，普遍推广，不太现实。”邓国胜认为，只有大额捐款才有可能实现对赌，如果是小金额捐赠，繁琐的运作和监督过程会让公益机构不堪重负。“不是每个人都能一下子捐两个亿，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国内效率最高的了，3%的管理费对他们来说也只能持平，对于其他基金会，却只能‘赔本赚吆喝\’。”另外，邓国胜认为，对于曹德旺来说，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河仁基金会来监督善款的运作，但不是每一位捐赠者都有这样的精力和能力。2亿元“对赌协议”只是一个手段，它的最终意义在于可以督促基金会总结提升项目管理能力，提高专业运作效率，促进公益机构执行过程的透明度和结果的透明度，实现组织的宗旨和使命。

捐款用在何处

——中国慈善需要问责互动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眼里，曹德旺这个人很善，有一片赤诚的慈善之心；同时他也很精明，“他总能看到问题的实质。”王行最说，中国扶贫基金会与曹德旺合作，实质就是一场问责与响应问责的互动。王行最认为，现如今，许多企业或个人捐完钱，参加完仪式，拿了证书，拍个照片，媒体报道，就算完了，钱谁用了，是否用到了该用的地方，却很少有人过问。在中国公益领域尚无独立、高效的监管和评估机构的情况下，中国慈善需要形成问责与响应问责的互动。

王行最说，这次两亿元捐款的执行过程对中国扶贫基金会乃至整个公益行业都有示范和推动意义，促使公益行业的管理更加规范，人员更加专业，对于公益机构本身的专业性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声音

慈善家李春平：“对赌协议”没听说过，(听完记者解释后)，太麻烦了，太麻烦了，我不做评价了。

步长集团总裁赵涛：中国的慈善和中国的经济一样，都在发展当中，每个人做慈善的方式不同。

杨澜的微博：我不赞同一些慈善的方式，比如自己上街发放现金，因为这种做法没有照顾到受众的感受，也很难衡量效果，更“专业”地做慈善，才能做得更长久。

“物与斋主人”的微博：应该好好利用互联网来做公益，用SNS(网上即时通信)的模式，直接与大型慈善机构合作，通过丰富的志愿者资源，发布需要帮助的人的信息，跟进受捐助者的生活状况。一来使捐助者对被捐助者有直观的了解，让普通人不只是大老板都能非常直接地参与慈善；另一方面也增加慈善机构的透明度，不会让人捐的款不知去向。□原载《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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