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拉姆,应该是七八年前的一个饭局上。至今犹记,她当时说起几天前去了趟箭扣,晚上十点多上的山,其时长城上大雪已经没踝。在此之前我只知雪夜可以闭门读禁书,喝小酒,不料还有登临的快乐,一时间不免悠然神往。
虽然至今也没在下雪天(遑论雪夜)爬过长城,但后来曾有幸与拉姆结伴同游,最远到过伊犁。那算是一次公干,拉姆在新疆长大,地面上人头熟,带我去见了几个朋友。事情办妥之后,我回北京,拉姆意犹未尽,又独自进了乌孙山,在一个哈萨克人的夏牧场里住了几天。那时我们已经是很熟的朋友了,对她这种“见机会就上”的远游冲动早已见怪不怪。在我看来,拉姆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东西,会定期召唤她远走高飞。
后来她开始写作。有的是采访任务,有的是随心抒写的那种所谓“旅行文学”。读过几篇之后,我逐渐意识到,拉姆正在创造一种面目相当独特的旅行文学。
旅行文学在西人的日常阅读中是一大宗品种,欧美各国的大众书店、机场车站书店都有专柜,大量供应旅行文学平装读本,其中有不少算得上是传世名著。究其缘由,盖因人的阅读和旅行传统都非常发达。而在中国,旅游热基本上是最近十几年的事,“背包客”的出现更晚,旅行文学的出现当然也是个新兴事物。
细说起来,旅行大致可分成两种:从“地方”到“中央”的旅行,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旅行。我做这样的区分,为的是强调旅行者心态上的不同。而心态极其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你在旅途中能看到什么。
绝大多数朝圣之旅都是典型的“地方到中央”。这类旅行目的非常明确,求的是个印证;而大凡“朝向未知的旅行”、“考察探险”,都可算是“中央到地方”,算“填补空白”,比如《马来群岛自然科学考察记》、《亚洲腹地旅行记》或者《真腊风土记》这类的,它们的精神气质与朝圣截然不同,可以恺撒的名言形容之:Veni vidi vici(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
读过拉姆的文字,相信你会同意,她是无法被归入上述两种心态的。也许因为变动不居的早年经历和复杂的身份认同,她总是本能地亲近那些“不中央”的地方的人民,并油然而生出“找到组织了”之感;也许因为生来感性,她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些她跋山涉水才终于抵达的乡村,热爱其中那些和她一样,不愿分别“地方”和“中央”的人们。而他们也把她当作自己中间的一员,倾诉,分享,托付,呵护。也正因此,她的文字常常抵达那些普通的旅行者所不能抵达的幽深之地。
在旅行中,拉姆不是没有挣扎和困惑的,这一点,拉姆自己在书里已有分说。在我看来,她的挣扎和困惑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她一再远行的动力。而真正的旅行者从来都是如此。对于读者来说,旅行文学最大的意义也在于此了:你无法踏上所有的旅程,但阅读可以带给你别人找不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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