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铃响,货郎到,手拉手儿吃糖走。”每每回想起这首童年传唱的歌谣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儿时游走在家乡——榆中北山的货郎来。
货郎,又叫担担客,货郎子,他是我儿时在封闭的家乡见过的最早的“流动商贩”,也是我儿时眼中的“百货商店”。
穿梭在榆中北山的货郎大都来自秦安、甘谷,他们一般都是三四十岁的青壮年,也有五六十岁的老人,由于长期行走在山间小道,饱受风吹日晒,除了腰板结实外,脸色一如统一油漆过的古铜色。货郎一般手持拨浪鼓或铜玲,都用一根长扁担肩挑两个大木箱子,木箱子上面用玻璃罩着,一眼就可以看见里面的东西。小到针线发卡,大到床单、玩具,排放的很整齐。在儿时的记忆里,那是我见过的最丰富的商品,相当于那时的流动小超市。看着货郎箱子里琳琅满目的货物,我曾天真的以为,他们一定很富有,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老人们的闲言碎语中我终于明白,他们的家乡并不是我梦中所期望的天堂,那里依然是个贫瘠的地方,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出来营生,当逐渐明白了这一点后,我对货郎便多了一分敬意。
货郎每次来到村口时,村子里总会热闹上一阵,特别是婆姨们,只要腾得出手,总会赶过来翻腾一阵,挑选一些自己最需要的东西,然后讨价还价。货郎担的最多的是绣花线,因为当时村里的婆姨们在农闲时最爱做的就是绣鞋垫,花花绿绿的,很是好看。特别是临出嫁的姑娘,更是将枕巾、被罩等绣得逼真,虽然大都识字不多,但也会找人写上大“喜”字、“相亲相爱”“幸福美满”等字眼,照着样子绣出来,作为陪嫁带过门去。除了婆姨们,围观更多的还是小孩子。那时候,由于家穷,没有更多的钱买东西,我们围观纯粹是凑热闹,饱眼福。当时,我们最爱的就是一种圆圆的颗粒状的糖,到现在也想不起它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只记得是花花绿绿的,如同豌豆般大小,我们都叫它豆豆糖,一毛钱可以卖十个,含到嘴里不容易融化,但丝丝的甜香还是十分诱人的。有时,实在馋着不行,我们也会偷家里的鸡蛋去换,但这种“勾当”大都是背着家人偷偷交易的,一旦被大人发现,我们是少不了挨一顿打的,要知道,当年的一个鸡蛋五分钱,能换二两面粉呢。
那时候,各家各户的现钱都很少,跟货郎每交易一宗生意都要讨价还价好半天。当然,如果能给货郎提供一顿饭或留宿一夜,货郎也会免费回赠一些小物品的。因此,每次有货郎来,我们小孩子都希望父母能把他们留宿一夜或者提供一顿饭,然后讨得我们喜欢的东西,但这种奢望一般很少,因为不到万不得已,那些货郎是不会轻易留宿的。我也曾一直纳闷,明明已经到了傍晚,而那些货郎还是不愿留宿,依然固执地挑起担子,独自走进暮色笼罩的深山峡谷。直到现在,当我也在社会上打拼自己生活的时候,才深深体谅出他们的苦痛来。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他们肩上挑得可是他们一家人的希望呢。
对于货郎,我们小孩子最希望的是他们能在春节前来,因为那个时候,在我们村附近的杀猪厂开始杀猪,我们时常会守候在那里,拣拾猪鬃猪毛,要知道,一把猪鬃或者猪毛,能换来好几颗“豆豆糖”呢。因此,为了抢到一把猪鬃或者猪毛,要好的伙伴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打架的事也时常发生。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各乡各村百货商店、小卖部的陆续出现或增多,特别是“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便利店”在农村的普及,曾经活跃在家乡的货郎逐渐消失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游走在榆中北山货郎的身影已经完全被真正意义上的“商贩”替代,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再也不会寻找到我们儿时对于货郎的那种期待与别样的感情了。但是,要我说的是,在时代不断发展的长河里,衍生与淘汰是并存的,不论是物质的还是文化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我们有理由记住,任何事物或现象的存在都自有它存在的理由,这就如同曾经在家乡流动的那些商贩——货郎们。
是的,货郎,一个时代的符号,一段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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