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日志”的悲哀

□陈尧

广东女孩黄妮超读初二时检查出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2007年，她考上了南方医科大学，大学时曾同时打4份工。今年6月，大学毕业的她因为患病，初试便被很多单位拒绝。7月份，她开始把每天的经历写成日志，网友称之为“临终日志”。（11月14日《新京报》）

黄妮超的坚强和勇敢让人感动和敬佩，她未尝没有笃信生命的奇迹，未尝没有让如花一样的生命在逆境中璀璨绽放，比如从大一开始，为了赚取医疗费，患病的她同时打4份工……一天只睡三个小时，每天基本就吃两个馒头。

黄妮超在日志中称“苟活未必幸福”，此话背后的酸楚、压力和绝望，作为旁观者的我们虽然无法感同身受，但却不难想象。面对此情此景，我们除了唏嘘不已、潸然泪下外，更想对黄妮超说，假如字典里真有“苟活”二字，假如这个世界上真存在所谓的“苟活”状态，那一定不属于瘦弱的你，一个久经病魔折腾的邻家妹妹。

毫无疑问，黄妮超是不幸的，可在某种程度上，黄妮超又是幸运的。一路蹒跚走来的她，终于在最后一刻因“临终日志”而引起人们的关注，然后得到许多好心人的帮助与关怀。这一刻固然来得晚了些，但希望已经在转角处：医院专门请了专家会诊，正在制订专门的治疗方案积极治疗，“如果肾移植顺利的话，好转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实际上，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并不是看这个社会对“强者”的态度，而是要看对“弱者”的态度。换言之，社会文明的标尺，不是“强者”的幸福，而是“弱者”的幸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广东女孩黄妮超幸与不幸，她的过往遭遇和经历都是一种社会的悲哀，何况在现实里，还有许多不为人所知的“黄妮超”，独自面对病魔，独自品味生活的艰辛与痛楚。  （据11月17日《合肥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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