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户式婚姻”的算计与悲怆

□王 烽 

据6月10日《京华时报》报道，随着北京海淀法院的判决尘埃落定，外地女子王某的“长安梦”碎了一地：为了落户北京，王某与精神病人小张登记结婚。后被张某监护人发现，起诉到法院。日前，法院以“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无效”为由判决二人婚姻无效。

为了成为真正的“北京人”，不惜寻求精神病人的“帮助”，通过“婚姻捷径”获得一个京城户口，该名外地女子这种攻于算计的做法令人生厌。然而，刨去道德层面的价值判断，当“黄粱美梦”遭遇“梦醒时分”，我们还是多少能够从中读出一丝个体的悲怆与哀鸣。

必须承认，尽管“逃离北上广”的说法日渐高涨，但相比零星的离场者，更多的人则像飞蛾扑火般涌向这几座代表着繁荣与进步，交织着理想与欲望的大都会。然而，森严的户籍壁垒却使他们不得不舔舐“久在异乡为异客”的苦涩。

于是乎，找“屌丝”“土著”结婚便成了许多外来者，特别是弱势女性的重要法门。当“落户式婚姻”成为一种现象，与其说是“人性之恶”使然，毋宁说是拜社会现实所赐。

一方面，巨大的区域差异、不均的资源分配使得北上广拥有了其他地方不具备的城市魅力。别的不说，单就教育一项而言，根据北大法学院的一项研究课题得出的结论，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孩子的1%。换句话说，落户北上广是每位“理性经济人”趋利避害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坚硬的户籍政策却在各种堂皇理由的装扮下徒增着迁移者的“机会成本”。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接纳了外来者的劳动与税收，凭什么不让他们分享自己的资源与福利？要是没有户籍政策的阻碍，谁会愿意嫁给精神病人？

由此而言，王某不过是现实“子宫”中孕育出的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悲剧人物。如果区域间的发展失衡得不到改变、户籍壁垒不能够彻底破除，那么“落户式婚姻”便不可能彻底消失。

(据6月11日《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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