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住“裸官”的升迁之路

宁波市委组织部近日公布了“后备干部公选征求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有国(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或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受理报考。

不应给“裸官”升迁机会

堵住“裸官”的升迁之路无疑有助于预防腐败。相比起广东“‘裸官\’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宁波又前进了一步。但从媒体报道来看，这样的地方实践仍然鲜见。屈指可数的这两个地方的突破，反衬出在更多地方，对“裸官”的监管并未进入制度化的路径，或至少是相关的信息公开还远远不够。

其实，对“裸官”的监管并不是地方的“自选题”，而是基于廉洁政府、法治政府的一道“必答题”。2010年，国家预防腐败局就曾在其年度工作要点中列明，要“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办法”。同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可见，加强“裸官”监管的信号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在摸清了“裸官”的情况之后，如何对待“裸官”，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不管从公众呼声来看，还是按照现代政治伦理，不给“裸官”升迁机会都是必要的。正如坊间所说，“裸官”就是那批“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限制住他们的升迁之路，才能更好地保证公权力的洁净与安全。广东和宁波两地针对“裸官”的监管尝试，对其他地方有借鉴意义。除了更多地方对“裸官”升迁说不，还应在更高制度层面对“裸官”的升迁或调动进行明确规范。

应当承认，从忽略“裸官”的存在，到正视“裸官”问题，是一个进步。但光有对“裸官”的禁止性规定还远远不够。要让监管“裸官”的制度发挥出最大的成效，还得将关联制度和配套制度都设计周全。

拒绝“裸官”传递积极信号

选拔干部拒绝“裸官”报考，传递了积极信号。这既是对中央规定的深度阐释，也是对“裸官”的约束，更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即压缩了“裸官”的升职空间，不让“裸官”占据要职。此前，广东一些地方已明确规定，裸官不得担任正职。如此规定，也许有裸官抱怨，裸官不等于贪官，其家属完全有出国或移居国外的权利。问题是，裸官很难取得百姓的认可与信任。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说过，政府官员应该自律、自省、自警，“如果他的妻子和子女都在国外的话，对他行使职权是不利的，群众对这种现象也是不满意的”。斯言诚哉。对于官员来说，要做“裸官”就别意图升职，要升职就别做“裸官”。主动公开信息，敢于接受监督，才会赢取公众信任。

拒绝“裸官”报考警示了谁

俗话说：“药对症一张方，不对症用车装。”如何更好地管理和监督“裸官”，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甚至有人将“裸官”看作是“贪官”的另称。有关部门也想了对策、出了制度，但是也一直没有找到一味有效监管“裸官”的良药。

党员干部的违法违纪多是利用手中权力谋取名利，而权力作为一把双刃剑，乱用权者必然也会被刀刃所伤，需为触犯法纪付出代价。一些走上腐化堕落之路的贪腐分子，一方面要极力掩饰、隐瞒罪证，另一方面就是要转移财产、让妻儿老小移民国外，免得有朝一日东窗事发以求“安卵”，最大限度降低自己的违法成本。

“裸官”，其真实目的就是让自己在权力灰色地带早有预谋、了无牵挂的“裸行”，没了亲情的羁绊和顾虑，这些人权力寻租就更能肆无忌惮。这些“裸官”的形成，也是由于对官员行使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致使其与为民用权、依法用权之要义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裸官”并不当然就是“贪官”，但是“裸官”足以让民众产生其有“贪腐”的合理怀疑，对于这类干部的选拔任用肯定要更加严格，唯有“严”才能有效地防止日后的“害”。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拒绝“裸官”报考后备干部，也算是进行监管的一种有益尝试。

综合《新京报》《京华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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