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泉祖籍甘肃民勤出生于古浪曾获得中国报纸副刊奖黄河

汪泉 祖籍甘肃民勤，出生于古浪。曾获得中国报纸副刊奖、黄河文学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甘肃新闻奖、甘肃杂文奖等。已创作并出版西部生态系列长篇小说《沙尘暴中深呼吸》《白骆驼》《西徙鸟》。 《枯湖》 汪泉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2月版

骆驼顶替了人的位置，最后又让人顶替了骆驼

一系列荒诞而富有逻辑的戏剧性故事

深刻揭示了人类精神生态的恶化，揭示了西北贫穷背后的人性之本

一部视角独特的小说

朔风中卓然孤立的胡杨，夕阳投射在大漠上的驼影，月光勾勒出的沙丘轮廓，这样的画面足以成为许多人对西部向往的理由。的确，它们在甘肃河西一带真实地存在，但当人们的生存环境面临挑战的时候，这些风物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诗意。身处这里的人们，面对干涸的土地，他们要为庄稼的收成操劳，为孩子的学费奔波，为一场透雨祷告。女主人为了让三个孩子顺利读完小学，不惜将家里作为劳动力的白骆驼送给学校抵了学费，而学校为了白骆驼的供养，戏剧性地为它申请了一个民办教师的名额……这样看似荒诞的情节，来自甘肃作家汪泉的小说《枯湖》。

《枯湖》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属于甘肃省委宣传部重点文艺创作资助项目，也属北京市出版原创推新工程资助项目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评价：“《枯湖》通过叙述一系列荒诞而富有逻辑的戏剧性故事，深刻揭示了人类精神生态的恶化，揭示了西北贫穷背后的人性之本，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小说。”

汪泉祖籍甘肃民勤，出生于古浪，对生态的危机感与生俱来。他近年来创作了《在沙尘暴中呼吸》、《西徙鸟》、《白骆驼》等重要作品，因其对西部生态的关注，他被定位成“生态作家”。在采访中，汪泉坦言：“一个作家不一定加上这个生态的标签就没有其他门类的作品，也并非生态文学就是时尚，我是不愿意将自己划入生态作家之列，因为深掘人性、灵魂救赎的本质不论是什么文学都离不开的，只是角度和手段不同而已。”生态文学从诞生之初，大多聚焦于人类对于大自然毁灭性开掘的讨伐，而对经历着外在环境告急和内在精神困厄的人类本身缺乏必要的关怀。生态环境的恶化固然可怕，然而人性的荒漠化更为令人担忧。小说主人公穆刚放弃上海大都市丰厚物质的诱惑，选择在大漠中一所小学执教，这份执着来自对爱的承诺，对西部教育的坚守，也是他实现精神救赎的途径。

骆驼顶替了人的位置，最后又让人顶替了骆驼；千年的湖泽变成了沙漠，最后沙漠里的小村庄又被洪水淹没；爱情在这里发生，却无法在这里完成……汪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实主义而又不乏魔幻色彩的文本，将骆驼与人的命运交互进行。白骆驼即是某种载体，负荷着生活和精神的重量。小说结尾，白骆驼将它的主人驮出洪水围困的村庄，自己却被淹没。在洪水没顶前最后一眼目睹家园时，它的眼睛里一定噙满了泪水。这泪水中有恐惧，有屈辱，更有疲惫。

汪泉：我不赞成打着某种类型的旗号搞文学

晨报：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创作下了很大工夫，你用了多长时间？

汪泉：前后八年时间。其间修改过多遍。

晨报：白骆驼贯穿小说始末，有时还会穿插其视角来观照人类世界。白骆驼有何象征意义？

汪泉：白骆驼是一个精神救赎者的象征。在小说当中，它曾经作为学费被抵顶过，作为一个民办老师给学校挣工资，作为一个信使传递爱情，作为校长的“儿子”被转正……最终作为一个救赎者，拯救了美好，失去了生命。

晨报：小说中，李蓬和白骆驼，王毛朵和老白骆驼，穆刚和野骆驼，这三者之间有种对应关系。谈谈这样设置的意图。

汪泉：映射。对于第一对之间的关系，是“野”的映射；对于第二对之间的关系，是人性的映射；对于第三对关系，是人性和野性的映射。李蓬是传统意义上的野种，白骆驼亦然，因此有了王毛朵对老白骆驼的精神沟通；而突破规约，真实自我的穆老师是和大漠当中的野骆驼有着天然的共性。这些总括起来都是映射关系。

晨报：作品中涉及民俗、教育、生态等诸多方面，一些情节或者人物有生活原型吗？比如男主人公穆刚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庙倌”，这来自你的从教经历吗？

汪泉：有原型。多少年来，我始终没有离开过古浪、凉州、民勤，这三地给了我丰厚的生活积累，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基本来自于生活。

第一次听人说“庙倌”二字是在我当年从教的山区，那时候学校里只我一个人住宿，其他老师都是本地的，晚上都回家了，因此他们叫我庙倌。庙倌原本是守庙的人，是能守得住寂寞和清苦的人，是能坐得住冷板凳的人，也是守护着庙堂这样一个高贵而干净所在的人。后来离开了那个学校，我才知道，这雅号算是那个地方的人给我的一个至高荣誉。

晨报：你之前出版过三部小说也都是关于生态的，是什么契机让你如此关注生态话题？

汪泉：其实，我不是有意识靠近生态，而是恶化的生态环境打我出生就一直在我左右，试想，一个生活在沙漠边缘三十年的人，他的生活和写作岂能没有那种生态的投影？只是有评论家们看到了我写作的背景而已。

晨报：当前部分文学作品为了强调物性，而将人的主体性降到一个很低的位置。其实这是自然伦理与人文精神之间的一个平衡问题。请谈谈你对当前生态文学的个人看法。

汪泉：脱离了深掘人性的文学可想而知是什么样的文学，退守物性而疏忽精神，我不认同这种文学追求。依我看来，生态小说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物性的层面上，而应将生态作为人性深层的背景来处置。我不赞成也不想打着某种类型的旗号搞文学。

本报记者 张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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