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文化历史地位的精确阐扬

当下的中国似乎又走到了一个关键点上，那就是在最近的数十年间，要完成社会的现代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无可置疑地要经历一系列的阵痛，而其中最大的阵痛莫过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与再造。“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一直令我们感到自豪的一句话，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近代以来还有一句话更令人警醒，那就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已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所正在进行的变革相对于过去的“惟新”已有了质的不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准确地认识我们自身、认识我们的先辈所创造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确立自身的定位与出发点及目标，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其实，自从我们的国门被强行打开以来，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与反思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并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肯定这样地起起伏伏的过程；现在似乎有逐渐形成一个共识的趋势；那就是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抛弃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只能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生发出新的文化成果，以因应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不仅确保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动摇，而且对人类有新的贡献。这同样基于这样的前提：那就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要有准确而深刻的认识与阐释，剔除什么，汲取什么，要有正确的抉择。这已是摆在几代人面前的难题。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其中表现之一，就是不是对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泛泛之论，而是已经延伸到对它的各个组织部分即地域文化、亚文化进行系统而深刻的研究。摆在我们的“越文化研究丛书”就是成果之一，而我所读到的《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一书，作为“越文化通论”中的一种，已取得相当的成功，也使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领略到“越文化研究”成果的丰硕与厚重。

《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取得的最大成绩就在于它对于越文化进行了准确的阐释，作者从多种角度对越文化予以审视，尤为突出的是，正如书名所示，作者将越文化置于整个中华文化这一大的格局来考察，高屋建瓴，不仅能够给予越文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与影响以准确的定位，而且更易透过历史的纷纭万象而准确地把握到越文化的本质特点及形成原因。本书全局性的视角既体现在它专辟两章阐论“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更体现在它纵横交错的立体式架构上。所谓“纵”，就是沿时间的轴线深入；所谓“横”，当然是以地理空间为纬线展开。一般的文化史著作都习惯于纵线叙述，而兼顾“横”向维度，不仅突出了地域性，而且做到二者有机融合，从而使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动态地把握越地文化的孕生、衍变、发展及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就殊为不易。所谓文化，本身就是特定人类在特定时空中的创造；本书作者从确立越文化研究的学理背景和价值意义之后，分别厘定越文化的创造主体和越文化衍生的地理环境，实际上就具有正本清源、追寻越文化、越民族成因的意义。而接下来，作者着重从“史”的角度考察越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分别以“越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机遇”“越文化走向辉煌的时代条件”“近世中国的历史变化与越文化的先导”三章完成，实际上是将越文化的衍生、发展划分为三个大的时间段落：先秦至两宋、元明清与近现代，准确地抓住了越文化不断演进、嬗变的历史轨迹，其中既可见到一以贯之的越文化精神内核，同时也能突显各个时段的内涵的不断延伸与丰富。而这一切作者始终是在紧扣中国历史的大背景，既彰显了越文化的地域特点，也强化了越文化是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二者血肉相连的一体关系。这样的考察视角无疑是深远而且广阔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再进一步强调“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也就是进一步从现象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总结越文化特质，突出越文化之于中华文化的意义，不仅水到渠成，也是呼之欲出的画龙点睛。最后，作者再从“横”的层面着手研究越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关系及走向世界的越文化，将越文化置于整个中华文化的版图进行比较研究，同时，也是对从史的角度研究越文化的形成、定型、蜕变、发展予以有力的补充，并暗示它的前景。“纵”中见“横”，“横”中有“纵”，互相呼应，从而确保了本书不仅格局恢宏而且逻辑缜密的稳健的理论品质。

《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对越文化的精确阐释是作者在占有大量的历史材料，并对之进行考证鉴别、比较分析之后得出的。作者始终本着求真的精神，在第一章就直接开示自己的研究目标与原则：“将严格区分爱国爱乡的情感与科学的研究态度的差别，客观准确地勾画越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不是对其简单的美化的素描，而是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多元的科学X线透视，”“尽可能重塑出一个合乎历史本来面目的站在中华传统文化基座上立体的越文化‘真人\’”。同时提到他的研究方法是“通过多层多元深义文化的对勘”，从而使“越文化‘个性\’所在得到真正确立”。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书中的每一个结论都有大量的史实作为依据，而且还处处引用了数据、应用了统计学的方法，从而使立论的精确性得到了有力保证。如运用这一方法，本书从“正名”始，对“越文化的创造主体”——越人及其来历进行了追溯，从“越地人民概念中的一个小概念‘绍兴人民\’”和与越地人民约略相等的“浙江人民”概念两方面考察，得出越文化创造的主体（从精英人物这个角度看）：纯粹越地土著的构成占到五成到七成，移民和移民后裔的构成在三成到五成这一结论，就比较令人信服。作者还从文献与字源学的层面考证於越先民并非南迁“禹之苗裔”，亦非源自近邻江苏，於越先民的主体有着无假于他的自足性。作者引用《说文解字》和《康熙字典》对“於”字的解释：“於”就是“乌”，是一种鸟，“於越”族名包含了於越先民对鸟的图腾崇拜，是鸟图腾符号和“钺”武器符号的统一，并引用了相关文献予以确证，从而从本源上与以“鱼”图腾崇拜的吴民族区别开来，否弃了“吴越同源”说，为后文的越文化独立品质的确立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本书在搭建坚实的理论框架的前提下，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对越文化的特质予以开掘和深刻把握。作者紧紧抓住越地地理环境对越人性格的影响——“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鲁迅语）、“水摇篮”中诞生的明慧与胸襟这些基本元素，进一步分析於越民族的卓越天赋：反思—创造能力、保护—自尊意识，吸收外来文化的意识，并结合历史机遇，总结越文化在各个时期呈现出的面貌。所谓历史机遇，是指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几次动乱，造成了北方移民南迁入越（“衣冠南渡”），使越地文化在全国的地位迅速抬升，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作者通过自己的研究进一步得出结论：“越地成为真正全国的文化中心，恰恰是在元明清时代直到民国初期。”为什么这么说呢？作者提出自己的创见：“有元以降的六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不仅为越文化的发展打开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纵深，还为它的走向辉煌确定了鲜明的主题和灵魂。”这三大主题是什么呢？那就是“民族压迫和反民族压迫之民族斗争的主题、外敌侵略与反外敌侵略的国家生存主题、坚定闭关锁国与勇于走向世界的国族命运选择的主题。”并指出：“这三大主题像三道电光，照亮了越地无数儿女包括文化人物的精神空间；亦像三大熔炉，煅烧出近世越文化将胆剑与兰心融为一体的卓异品格。”通过这样的层层开掘，越文化的面貌在读者的心目中进一步清晰。同样，在“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的上、下两章里，更加见出作者的条分缕析功夫，他从“作为於越民族文化中的越文化”、“作为越国文化的越文化”、“作为浙江文化的越文化”、“作为浙东文化的越文化”、“作为浙东文化的越文化”以及“作为绍兴文化的越文化”五个层面剖析越文化的构成与特色，及其在全国的地位，分别得出於越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越国文化是中华政治文化的一个典范、浙江文化是中华地域文化比较先进而完备的重镇，为我们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越文化”的丰富内容搭建了宽广而坚实的平台，为进一步研究它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和可以遵循的路径。

全书洋洋四十万言，一气呵成，胜义纷披，累如贯珠，此书端可以作为研究其他区域文化、建构区域文化学的一个很好的范例，为我们总结各民族的历史经验，共同探索中华民族的未来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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