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版对李柏两封文书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出自于一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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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柏两封文书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出自于一人之手，一种认为出自于两人之手。一人说法的主要理由是，两封书信书风相同，笔法相同，两封都是初稿。二人说法的主要理由是，两封文书书风和笔法有明显差别。我支持第二种说法，理由如下：其一，两封文书字体差异很大，第一封以楷体为主，第二封以行体为主，一个人不可能在同一天写出这样差异极大的两封文书。其二，两封文书的笔法差异很大，第一封文书虽然也有转笔的味道，但夹杂着方笔更多，在折钩上有很大差异，第一封文书的“五”、“月”、“七”、“今”等字的转折成90度的直角，棱角分明。第二封文书同样的这几个字完全是在折钩处采用扭转的笔法，就整体而言第一封文书多采用提按的笔法，第二封文书则采用扭转的笔法，其三，在谋篇布局上有显著差异，第一篇文书规整，笔法凝重。第二篇文书通篇笔法流畅，字形飘逸，无论是点画还是字形都讲究上下连贯，左右呼应。其四，字结构的处理有明显的不同，第一封文书字结构大多方正、端庄，而第二封文书字形有方有长，结构倾斜，行距与字距完全打通形成了很好的气韵流畅的感觉，关于这两封文书可能是这样，第一封文书出自“秘书”按照长史的意思书写的草稿，再交长史过目并由长史亲笔书写第二封文书。第二封文书之所以也是草稿，可能是因为长史在写好后觉得某些辞句尚需修改，或丢字需要添加。我认为由秘书写成由长史修改，还有一个论据是第一封信里“海头”两个字是新添的，这两个字和第二封文书的笔法墨色一模一样，显然是长史看过之后加上去的。

关于草书大都认为章草和行草产生于汉末魏晋时期，但是章草和行草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今草起于何时却由于没有史资而很难判断。李柏《尺牍文书》为研究章草与今草的转换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晋人所存留的墨迹只有三个：陆机的《平复帖》，李柏的《尺牍文书》和王珣的《伯远帖》。这三份法帖形成了一个章草与今草的时间链条，让我们可窥见晋时字体的演变全过程。现对三个法帖作一翻分析。

晋陆机《平复帖》释文：“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量之迈前，势所恒有，宜□称之。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陆机（261—303），字士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祖陆逊、父陆抗，都是东吴名将。此帖是至今保留最早的书法作品。

关于此帖的传承收藏充满了惊险离奇，根据董其昌、溥伟、傅增湘、赵椿年题跋可知，此帖宋代入宣和内府，明万历间归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再归张丑。清初递经葛君常、王济、冯铨、梁清标、安岐等人之手归入乾隆内府，再赐给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光绪年间为恭亲王奕欣所有，并由其孙溥伟、溥儒继承。后溥儒为筹集亲丧费用，将此帖待价而沽，经傅增湘从中斡旋，最终由张伯驹以巨金购得。1956年张张伯驹夫妇将《平复帖》捐献给国家换得一纸奖状。（注，关于张伯驹捐献《平复帖》一事见《往事并不如烟》）

王珣《伯远帖》释文：“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 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王珣（350—401年），字元琳，幼时小字法护，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

从时间分析：陆机生平（公元261—303）《平复帖》的最晚书写时间不会晚于303年，李柏书于公元325年或327年，王珣（公元350—401年）《伯远帖》最晚的书写时间不会晚于401年，从陆机到王珣时间是100年左右。

从笔法分析：陆机的《平复帖》以秃笔为主，笔画飞白较多，多用转笔书风朴实厚古执着，笔法方纯钝实，结体奇异洒脱，行笔带有明显的隶书笔意，由于章草是从隶向草转换的书体，章草也被称为古体。陆机的书风让我们看到了由隶书向章草转变时的写作状态和书法特性，而章草由行草的转变一般都认为是从王羲之开始，理由是王羲之留下的墨迹，特别是《兰亭序》（尽管王羲之所有墨迹临品）具有明显今草的风格，飘逸洒脱，流畅优雅，而现在当我们看到李柏《尺牍文书》方知今草的始作俑者应该是李柏（以目前的考古文献发现为主，至于今后考古发现新的史资又另当别论），李柏书写这两封尺牍文书时王羲之还没有出生。

从传承的关系分析：陆机的章草到李柏《尺牍文书》的时间大约为60年左右，这期间是章草和行草同时出现的时期，由于章草仍带有立意且字结构仍为脱离隶书的影子，从书写的角度，笔法的流畅性和规范性受到局限，因此向行书的转换就成为书法的必然趋势。李柏及其楼兰残纸都表明这一时期行草由于书写迅捷便于识别，而迅速得以推广成为主流书体。《平复帖》和李柏《尺牍文书》相比较，既有古朴雄健的共性，又有各自的特色，如前所述行草和章草相比是今妍，章草是古质，这两份法帖很好地表现古质今妍的各自特点。相比而言李柏《尺牍文书》更加优雅流畅，笔意盎然，富有青春般的运动感和韵律性，这种青春气息是今草的时代特征，它奠定的青春书风影响了包括王羲之在内的所有晋代书者以及后世的书者。李柏《尺牍文书》写于325年或327年，30年后即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才写下了流芳千古的名作《兰亭序》，把《兰亭序》和李柏《尺牍文书》加以比较，两者的书风极为相似，可以说是姊妹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李柏文书是随意写成的一封书信原稿，而《兰亭序》则是字斟名酌刻意而作的书法作品，如果李柏也是刻意书写的话，他的水平肯定会高于随手而作的书信，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柏《尺牍文书》所表现的技法之熟练，笔意之老辣，书风之华丽，一点也不逊色于《兰亭序》。我们常常谈到魏晋笔法时陷入一种误解，即把李柏文书归结为民间书法，而把王羲之称为传统书法，认为民间书法的随意性和不规则性损害了它的艺术价值，其实李柏不是一个民间人士，而是一名魏晋德高望重的高官，他的书法不应该是民间书法的范畴。李柏是史记记载的西域长史，在整个汉代以及魏晋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长安，而其战略的方向则是在敦煌及西域地区。当时的楼兰如同今天的深圳一样地位显赫，作用重大，当时朝廷派往这一地区的官员要比派往南方地区官员的能力更强，一般都会选派年富力强，行事果断的官员去任职。李柏被委任为西域长史，肯定是在同一级的朝廷命官中的佼佼者。其二，魏晋选拔官员继承了汉朝的旧制，具有严格的程序，被选拔的官员学识水平，出身为人都要经过层层考查，魏晋官员的学识包括毛笔字写得好坏，都是首先要考虑的，这和后来的科举制度一样，毛笔字写得不好的人第一关就会被涮下去。其三，魏晋的官员大多出生于贵族，魏晋时期门阀氏族势力干预朝政，选拔官员基本上是在贵族圈子内的。魏晋是中国唯一有贵族精神的时代，此后包括唐代中国实际上没有贵族也没有贵族精神，贵族精神意味着责任担当，在放荡不羁、奢侈享乐的背后，贵族的人格魅力是魏晋社会政治制度赖以存在的支柱力量。史书曾记载，魏晋的九品官员必须出自名门望族，尽管前梁是独立的政权，但其继承的仍然是魏晋的贵族制度。其四，李柏的书法造诣极深，他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晋代最早，也是最好的书法大家。李柏《尺牍文书》提供了认识中国书法的一把钥匙，提供重新评估中国书法史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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