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为何只在年底讨

□谭  秋

前不久，陕西富平130余名农民工于县人民广场集体下跪讨薪拉开了新一轮农民工讨薪序幕。不断上演的农民工讨薪“行为艺术”不断地刺痛着人们的神经。先是一个模仿外交部发言人的讨薪视频红遍网络，后一批娃娃被大人们导演了一次引发媒体广泛关注的讨薪秀，再后来一个被欠薪的职工为泄愤一把火在汕头烧死了14名无辜的女工。（2013年12月31日人民网）

让我们回溯农民工讨薪的一幕：2003年10月27日，一个叫熊德明的农妇用她渴望的“小”手拉住了共和国总理的“大”手，只是为了拿到她们家应该得到的东西——她老公被欠了一年的工钱。在温总理的关心下，熊德明一家当晚就拿到了工钱。在为这温暖的一幕感动之余，其实更多的被欠薪者明白：普天之下没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好运。

10年过去，中国一直在致力于构建更完善的清欠制度，甚至在刑法中设立了恶意欠薪罪，但始终没有遏制住欠薪高发的势头，而伴随着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欠薪在2014年春节前又迎来新的峰值。

其实有这样一个数据可视为严厉的预警：2012年全国劳动监察系统共督办欠薪案件21.8万件，追回被拖欠的工资200.8亿元，比上年增加29.5%。

没有人知道这个数据包含的被欠薪的农民工的比例，这一系列令人震惊事件的背后是更多的农民工为拿回自己该得的东西在奔走呼号——和熊德明最初的愿望别无二致。

当前欠薪事件高发呈现了一个崭新的特点：过去主要是建设领域，而去年以来，纺织、船舶制造、风电等行业企业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欠薪事件，其中中小企业、个体经济尤甚。

这固然与国内整个经济形势依旧严峻、尤其是外贸企业仍未脱困有关，当然，也有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自然淘汰带来的新的失业压力，但在一个法治逐步完善的国家，这都不能成为企业侵害职工基本权益的理由，欠薪行为都该依法严惩。

但仔细深究，却远没有这样简单：比如建筑领域，很多工程的主导者往往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不规范的工程发包过程中，往往充塞着权力寻租的身影，经重重转包后，基层的建筑商便常常陷入被拖欠工程款的窘境--为了获得利润，他们要么在施工中偷工减料，要么拖欠工人工资。

而欠薪的广大中小企业主，相当一批又遭遇到了政策、资金的歧视，普遍陷入高税负、融资难的困境，最终铤而走险，拔刀向更弱者，走向欠薪这样的危途。

如果不通过深化改革，找出欠薪的真正罪魁并彻底解决，很难保证这些企业从此走向遵纪守法、自觉捍卫职工权益的阳关大道。像武汉信义兄弟那样的道德高尚者毕竟是少数。更何况，没有制度支撑的崇高也很难走远。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国治理欠薪的法规越来越健全，从事职工维权的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但仍有相当数量的职工为了讨薪，游离于解决问题的正当渠道之外，更愿意以极端的姿态登场，成为中国社会一道另类“风景”线。

除了法治的启蒙需要加强外，还需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来自湖北黄冈的农民工宋斌是名油漆工人，去年2月起在东莞一家“麦拓装饰有限公司”做装修业务。年底本想着拿到工钱回家欢喜过年，没想到工程完成后，老板却跑了。为了讨薪，工人们2天跑了6个政府部门8趟路，最后只讨到了个“等”字，让“跑断了腿”的工人们更伤心的是：“政府部门为啥不愿理我们？”

虽然这是一个极端个案，但也暴露出一些职能部门面对农民工的合法诉求，麻木不仁，敷衍塞责，而却鲜有听到如此不称职的官员被严厉问责。

面对可以逆料的欠薪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近日表示，对10人以上的集体劳动报酬争议，要当天立案并加快结案，其中人均涉案金额1000元以上的案件，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挂牌督办。

谁来执行，不执行者该如何问责呢？

自2011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刑法修正案规定恶意欠薪入刑以来，两年多来，全国仅有80余人因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法律制裁，拥有1000万左右农民工的东莞直到去年底才有了首次判决。

要化解愈演愈烈的欠薪风暴，有必要发出这样的提醒：在督促企业主、讨薪农民工尊重法律之前，我们的地方公共权力机构似乎应该率先扮演遵纪守法的模范--无论以推动发展的名义，还是肩负维护职工权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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