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业大市的“禁烧”思考

（上接第1版）“夏天蚊子多，天又热，我们都吃不了这份苦，他们却能忍受。” 

“在禁烧工作期间，干部没有性别之差。女干部也要吃住在村里。”埇桥区杨庄乡乡长任鸿志介绍说，禁烧期间调用了300辆车，张贴标语、喇叭广播，一个村一个村地流动宣传秸秆禁烧，公车明显紧张。乡里的女宣传委员徐招弟开着自家车，天天在泥地麦田穿行。没有意识到排气管被秸秆、泥土堵住了，一次她开着开着，车子竟自燃了，幸好路人及时发现，她用灭火器扑灭了火，但车已经毁了。任鸿志有天夜里12点巡查监督驻村干部，在村头看到徐招弟和另一名计生专干两个女同志穿着睡衣还在麦田里巡逻。 

“包村的女干部们的确不含糊，她们下到田间地头不戴帽子不打伞，农民递把椅子过来，也不擦一下就坐下来。”对口负责萧县禁烧的宿州市农委主任张明权感叹说，正是这些小细节，体现了干部的作风，拉近了与农民之间的距离，让农民信任干部、支持干部工作。他建议明年还要开展禁烧工作，这是干部联系群众的纽带。 

“年年禁烧年年烧，以至于不少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有了‘不烧怎么办，禁也禁不住\’的模糊认识。禁烧不仅是种植户的责任，更是各级干部的责任。每年的秸秆焚烧，烧坏了环境、烧坏了地力、烧坏了健康、烧坏了形象。所以宿州从今年起，必须下定决心，干则必成，坚决禁住。”宿州市委书记张曙光认为，禁烧既是对干部的一次锻炼和考验，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种有效途径。 

禁烧是传统农业转型发展的必经阵痛 

“禁烧是为了更改农民的传统种植习惯，所以很难。”李玉清介绍说，当地农民之所以担心不烧了种不下去，是对新的种植模式不信任。解决禁烧要从三个方面做文章。一是要推广农业技术，改变传统种植习惯；二是要对旧有的农业机械升级换代；三是要给秸秆进一步综合利用找到出路，让理论设计更有实际可操作性。 

“我们今年禁烧期间主要工作就是引导农民收割小麦限茬，要求留茬不能超过15厘米。”宿州市农委副主任赵晓春介绍说，同时给收割机安装秸秆粉碎机就地还田。对留茬部分则使用灭茬机或旋耕机灭茬，这样有利于土壤保墒。麦草粉碎还田需要解决广大农民的两个认识问题。一是麦草堆在田间有七八厘米厚，农民认为这样会造成播种难；二是以前的玉米播种机都是“短腿”，贴着地面可以播种，现在地面上有麦草覆盖，农民认为没办法种下去。 

“老百姓认为不烧不能种是缺乏现代农业知识的一种误解。麦田覆盖麦草可以提高湿度5～6个百分点；就地还田比较便捷、劳动量小；秸秆还田有利于增加土壤有机质，不会降低出苗率。唯一的弊端就是秸秆留田量大，病虫害易发。农技、植保部门应责任到人、包保下去指导防治。”赵晓春针对这两种认识一一进行了解释。“至于‘短腿\’播种机种不下去的问题则要靠农机农艺的结合。宿州市通过政府奖补的方式引入种肥一体化播种机，这种播种机是‘高腿\’，彻底解决了种不下去的难题。在秸秆粉碎还田后，直接采用‘高腿\’玉米播种机夏种，出苗率好得很。农民看到顾虑都没了，也就会不烧了。” 

“种粮大户的禁烧意识很强烈，不需要太多宣传就会自发去还田、回收利用。而小面积的分散农户恰恰是禁烧的难点。”郝朝阳认为，禁烧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必经的“阵痛性”问题。随着土地流转的加速，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禁烧也将不再是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奖补政策以加大土地流转的速度，才有利于禁烧问题的根本解决。 

“以前不禁烧，收割机不论马力大小都可以用。一禁烧，加装了秸秆粉碎机后，动力小的带不动。很多旧的小马力收割机都没办法使用了。”萧县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长张杰介绍说，今年禁烧农业机械受损频次和程度严重，收割机在田里开着开着就自燃的现象不在少数。所以农业机械的更新换代尤其紧迫。 

“禁烧是大势所趋。只有通过禁烧才能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不通过政府的行政推动，等着自然的转变和过渡只会时间更长、代价更大。”宿州市市长史翔说，秸秆焚烧问题牵连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它的深层原因在于农业技术的相对落后，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宿州市以高额的行政成本禁烧，实际撬动的却是：农民传统种植观念的松动、落后农机的淘汰、新型农机农艺的研发和推广应用……这些都无形中推动着农业的加速转型。

禁烧需要统筹好“禁”与“疏”的关系 

“我们正在对禁烧工作总结和思考，要把好的做法发扬光大，不好的做法尽量避免和杜绝。”宿州市埇桥区政研室主任叶于元说，今年禁烧政府的做法还是行政包办。现在国家倡导服务型政府，政府要学会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农民不烧。有些地方是非粮食主产区，可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解决禁烧的根源性问题。而埇桥这样的粮食主产区担负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财政底子又薄，每年仅午收这一季禁烧的费用投入就近亿元，成为一项沉重的包袱。建议国家层面针对粮食主产区转移支付中要考虑此项开支和预算。 

“农村的地都是‘地连地\’，凡是边界或边境的麦田很容易存在‘阴阳脸（有的烧了、有的没烧）\’的状况。”赵晓春说，禁烧是一盘棋，需要邻近的地市统一部署统一规范，而不是各下各棋。 

“光靠一个省或一个地区来执行禁烧政策，效果肯定不明显。建议国家层面能够出台有关秸秆禁烧的指导性意见。”李玉清说，当前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行政成本过高，应考虑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效能。 

“政府强制禁烧，通过干部下基层死看硬守，总体来看投入大，政策高压性强，容易造成老百姓与政府的对立情绪。我个人认为，不能完全依靠行政手段去硬推禁烧。”赵晓春谈到了自己的思考。要让农民接受秸秆禁烧这个事，要学习做农民的思想工作。可以采取奖励举措，对不烧的农民大张旗鼓地奖励等办法。要在农艺上加大投入，为秸秆覆盖还田提供技术支持，保证夏种的顺利进行。 

“焚烧秸秆从根本上讲，还是由于我国农民过于分散、没有组织化的生产经营现状造成的。”赵晓春坦言，通过禁烧的“高压政策”实施2～3年，才能培养和形成农民不烧秸秆的习惯。与宿州交界的江苏省部分县区早些年强压实施禁烧政策，如今禁烧的理念已经被农民普遍接受，就能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干部们抓禁烧工作也就相对容易多了，这种观念的转化和培养需要一个过程。 

“国家应统一农机具的标准，有利于农机具的及时维护。”张明权说，午收农机具使用频繁，一些农机具出现故障卡壳，由于不是标准配置，无法找到配件维修，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收割。他建议政府加大对农业补贴力度，要加大对新型收割农机、秸秆综合利用设备更新换代的补贴力度。 

最终还是需要在机械化收割的同时粉碎还田，或采取其他同步收集综合利用措施。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不需要大规模的“禁烧”。

（原载2014年06月28日《 农民日报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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