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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捐”男孩病房里的世态万象

来源:百色早报 2014-08-02 03:41   https://www.yybnet.net/

出租屋里的何成琴和儿子。  

核心提示

贵州4岁男孩邱宬灏突发恶性脑瘤之后,父亲想到了捐赠孩子的全身器官,作为留住儿子的一种方式。

而“待捐”这件事被报道后,一下子什么都来了。好的、坏的,分不清好坏的……事情的发展超出了邱培亮的预料。

幸 福

4月10日,38岁的邱培亮忘不了这一天。从这天起,他的人生被分成了两段。

4天前,28岁的妻子何成琴当上老板了。“我想再雇个人。”她告诉丈夫,一个人忙不过来了。

家里的砂锅米线店刚做起来,铺子不大,只能容下10个人,但生意好到她“自己都说不清怎么回事儿”。当天进的米线,当天就卖出去。

他们的儿子邱宬灏4岁,一双眼睛,大而黑,很灵气。

日子不算富裕,但也是体面的。邱培亮给一家国企跑通勤车,一个月5000多块,在贵州六盘水,这是不错的收入。

事情是从3月份开始不对的。

儿子走路,左腿画圈儿,动不动向左倒。夫妻俩都没上心。米线店一个月能赚8000块,孩子过一两年就要入学,用钱的地方多。

4月4日这天,姑妈带着小宬灏照了个CT,10日诊断下来,“脑干原发性恶性肿瘤”,已长到乒乓球大小,扁平状长在脑子里。发现时已经晚期,并发症很快出现。

确诊时小宬灏还能走,5月中旬已起不来床,脑瘤的恶性程度很高,生长飞快,一个月后,他左半身已不能动,两只眼睛对在一起。

邱培亮感觉天都塌了。

留不住孩子,留下他的器官也好。

5月27日,邱培亮在贵州六盘水红十字基金会签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在捐献器官一栏,他勾选了全部器官和遗体。

捐献全部器官,在贵州这还是第一例,经验技术都还不足,而接壤的重庆明显要好些,六盘水红十字会告诉邱培亮,重庆那边做过31例移植手术,把握更大。

那就去重庆。6月13日,六盘水钟山区红十字会秘书长余俊东跟重庆红会打过招呼,几方沟通后,重庆新桥医院派来一辆救护车。作为器官获取医院,他们提供了最初的便利。

两 难

在重庆红会的协助下,小宬灏住进了新桥医院。

挂了一周的盐水和维生素后,小宬灏能吃点东西了,小宬灏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恢复期。

医院给小宬灏又一次做了会诊,“觉得不是一两天的事情。”许医生解释会诊结果,他负责新桥医院泌尿外二科器官移植事宜。小宬灏的脑瘤并不乐观,但器官都还很好,活上1~3个月完全有可能。

这本是好事,但尴尬就出在这里。小宬灏是专门赶过来捐献的。却因为人还活着,生命体征还在,进入不了捐献流程。

按《人体器官捐献条例》,人没有进入死亡状态,不纳入捐献流程。只有捐献者生命体征停止,整个流程才可以运行。

所以,当初,六盘水红会秘书长余俊东送邱培亮一家人离开六盘水时,孩子并未进入法定的捐赠流程,按照规定,红会没有为其承担费用的相关条例。

“对这部分进入临终状态的捐献者,没有任何一笔经费是提供给他们的,如果异地捐献,差旅费甚至要自付。”余俊东说。

“很可能最后还要自己掏钱,”余俊东告诉笔者,“制度就是这样,这很尴尬。”

最初,新桥医院为一家人提供了临终状态的医疗费用,但如果这个临终状态要持续1~3个月,甚至更久,“住下去不太合适了,长期这样也不是办法。”许医生说起医院的决定。

邱培亮决定出院。“我们确实不好赖着不走。”邱培亮说。

新桥医院给一家人找了住处。6月19日,邱培亮带着老婆孩子搬入医院附近沙坪坝的窄巷子。小屋一天60块,钱也是医院出的。他们毕竟不一样。“肾可以救2个人,肝脏1个人,角膜3~5个人”,决定捐献器官前他从医生那得知,有6~10个受捐者将会因为他的儿子而获得新生。

回到医院

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6月30日。当天,《重庆晚报》头版刊发了一篇名为《出租房里的“待捐”家庭》的报道。

那天是星期一,秦红梅刚进办公室。桌子上有一张《重庆晚报》,“头版一打开,一整篇全是这件事儿,很醒目。我分管这个器官捐献工作,比较敏感。”她是重庆红会宣传部副部长,兼管器官捐献事宜。

秦红梅还记得这天下着雨,她第一次上了邱培亮一家住的小楼,“很窄,很黑,很潮湿”,黑到她一进门都看不见孩子在哪。

孩子躺在床上,“还在动。”她一下子放心了,还好。

和秦红梅同来的还有几个红会的人,发了秦红梅垫付的2000元慰问金,并拍了照片。水果、玩具堆了一屋子,房间里第一次有了人气。

第二天,小宬灏又入院了。他回到了新桥医院儿科,同一个科室,同一间病房。

邱培亮自己都犯迷糊。事情不能解决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说解决又一下子就解决了,好像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病房还是那样,一个里间,一个大厅,一天1500元的费用。这费用由红会以“邱宬灏”名义设立的专项捐款承担。

世态万象一下子都来了

从夜里12点到次日早晨6点是一天中最危险的6个小时,儿子的哭喊、抽搐、呕吐、昏迷多发生在这段时间。

夜里,病房里只有夫妻二人。他们一个睡里间,一个睡外间沙发,四只眼睛盯着儿子,一旦呼吸停了,昏迷了,随时有个照应。

白天就不一样了。报道出来后,好心人都找过来,病房一天的客流量少则三十,多则一百以上。来的人多是善意的,进来看看孩子,放下钱和东西。有的名字都不留,坐一会儿就离开。

舟车劳顿地过来,看一眼孩子,这不算非分的要求,但事情就尴尬在这儿。他们进来叫醒孩子,挥手,叫他的昵称。小宬灏从昏睡中惊醒,因为脑积水的缘故,他头疼,疲倦烦躁,见人就用贵州话哭喊着:你走!”

来的人往往听不懂,“好好好,我坐!我坐!”阿姨在床沿坐下。“你走!”孩子大哭。

妈妈在一旁,并没有把这句话翻译出来,仍然笑着,她还没有学会拒绝别人的好意。“那就看一眼孩子吧。”她常常这么说,这是他们接待好心人的方式,也是夫妻俩能做出的唯一、最大的慷慨。

往往人走了,孩子会哭喊半天。

道德上的优越感,有时让人忽略了细节。

深圳一家公司为献爱心,专程过来给小宬灏跳“光头强”,这是《熊出没》里的人物,样子怪、有喜感。来人套上衣服,扣上头套,邱培亮也在一边看着,以为这“光头强会在屋子里走”,等小宬灏自己发现,结果却完全不是那样子。“光头强”冲进去跳,二十多家媒体一起拍,小孩吓得哭起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善意和目的,于是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找到了这间病房。病区完全开放,没人阻拦,门上贴着一张纸,上写“为保证患儿休息,不准探视”,但形同虚设。

中医、营养师、私立肿瘤医院的医生们陆续找过来了。带着各自的目的,这目的和普通的善意混在一起,分辨起来并不容易。

一个郎中还是个小伙子,25岁,一定要看着孩子吃了药才走,药是“云南祖传的”。邱培亮同他小心周旋,仍然触怒了他。“你算什么东西?”他对阻拦者说。

重庆红会方面不时会有人过来,叮嘱家属,“拦住媒体,现在一些报道不太正面。接受采访最好是我们筛选过的。”

世态万象,一下子都朝邱培亮过来了。

做一件好事是很难的

“待捐”这件事被报道后,一下子什么都来了。好的、坏的,分不清好坏的……事情的发展超出了邱培亮的预料。

买卖器官的人也开始找上了他。有人开价10万,以捐款的名义,但条件是必须要到指定的医院做手术,摘取、移植他都找好了关系。这是一种委婉而不易察觉的交易,邱培亮难辨真假。

签了志愿书后,无论心理还是流程上,红会都不会再对捐献者做出任何干预,以防“干扰捐献意愿”。

因此,邱培亮几乎是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切。两个月里,他皮肤黑下去,走路弯着腰,之前的精神、力气,一下子从他身上抽走了。

在中国,器官是稀缺资源。许医生告诉笔者,在所有有潜在捐献可能的患者里,真正能实现捐献的还不到1%。“有的打死都不愿意,有的愿意,但会提条件,比如告诉医院,你给我5万块钱我就捐。也有人说,行,但你把这次抢救费给我免了。”

无偿自愿的少之又少。可即使是无偿的,兜来转去,还是回到一个字上:钱。

之前,邱培亮也知道器官是宝贵的东西,但那感觉很模糊,市价多少,他根本没概念。只知道自己在给出一件东西,给出去就完了。

作为一个初中文化的小老百姓,他看东西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活几个人、救几条命的角度,在整个复杂的事件里,他只能理解到这个层面。

可周围的一切信息,都似乎在给他另一种提示,说不上好不好,但他开始糊涂了。比如这器官该给谁,排序公平吗?接受这个器官的人要不要为器官花钱?他是无偿捐出的,如果受捐者为器官花了钱,费用又产生在哪一个环节?“在中国做一件好事是很难的。”一天夜里,邱培亮抽了口烟,吐出去。

将 来

报道登出后,六盘水钟山区红会秘书长余俊东也来了。夜深了,他没睡,在病房的沙发上,他对笔者说起,他为自己的位置和职责感到尴尬,为这家人和他所做的以及没做的一切。

那天,病房里除了六盘水组织上的人,照例还来了很多记者和好心人。屋子里有人抽烟,母亲和孩子躺在里间,外面人声鼎沸。

只是偶尔,何成琴会出来看看表,邱培亮去山东了。他听了一个中医的建议,重新有了希望,想抓住任何一点儿可能发生的奇迹。

4天后的一个晚上,8点左右,门开了。邱培亮进来。他换了一件干净T恤,步子大而快,搬进一箱水,发给在座的每一个人。

很明显的,他沉浸在一种情绪里,这情绪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一下子感染了所有人。

所有人都好奇地看着他。“这世上真有奇迹的”,邱培亮兴奋地说,“有个方子,把药敷在他头上,起血泡,把血泡扎破,再敷,几次就能把积水除掉,再吃口服药,有个小女孩就这么治好的。”“这世上真有奇迹。”他一直重复着。

人们报以鼓励性的沉默,出于善意,没有人打断他。“将来,”他话头一转,孩子病了以后,他已经很少提到这两个字,“将来,他大了,我也要把捐献这事儿告诉他,我得跟他说,你看,你当年病了,爸爸给你签过这个。”

小宬灏听不到这些,病房里间,他又一次陷入昏睡。

□刘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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