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责任与睿智

以故乡的往事、史实而形成文字，再结集出版，此类书籍要取得一定的社会效果，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乡一镇之事件、事物、事变的发生，毕竟窄狭，影响力也小，局限性太强，也难以为大众认可。而朱普乐先生的《黄田记忆》却跳脱出这一规律性的现象，作者用“大历史”对应“小事件”，用“小人物”反观“大时代”，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觉、及历史切入点的新颖，写故乡黄田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史料扎实，描述入微，笔锋多情而不失其知见。说小一点，那是作者对故乡民众的眷恋。说大一点，那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正直的文化人的睿智、品质、良知。这二点，在《黄田记忆》中是兼而有之的。

读一本好书，可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拓宽自己的人生幅度。《黄田记忆》为读者提供了这种可能。这是因为作者在这本书中以大量篇幅记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的“大饥荒”、“反右斗争”和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在黄田的具体表现及给黄田民众带来的人生、生活的种种际遇和境况。对于那段历史的反思更给人一种责任，那就是要认识和牢记这段历史，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曲折和艰难，其中有什么经验教训？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在《黄田记忆》中流泻出来，在叙述展开的过程中，注意申明意图，随时关联，前后提点，突显在闲谈散论的面貌之下的逻辑性和整体性，读来令人聊以快意。使人浸蚀在那段历史风云的弥漫中，而沉思、而警醒、而觉悟。

“大饥荒”又称“三年困难时期”，具体时间为1959年至1961年。名称的变异，折射着政治因素。在《黄田记忆》中作者仅以“上黄田”这个村民组为例，这个二三十户的村民组就饿殍二十六人（具体人数系笔者检较。）都是有名有姓的人。1996年版《泾县志》也记载着：1958年全县295508人，至1961年全县212783人。三年间两比减少82725人，所减人口数是原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七。这个比例何其惊人！其中深刻的政治原因自不待言，而1958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大标题：东方红/红遍天/一亩中稻四万三千斤。读者见其咋舌的话，再看一下同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130434斤，读者又作何感叹呢？一方面粮食亩产天文数字，一方面有人饿殍，“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语），又何其尖锐。我们应该牢记历史教训，再不能犯这些在今天看来令人牙也笑掉了的错误。

1957年的“反右”斗争，那是一场具有“阳谋”的诡谲。以号召“鸣放”始，继以“打击”拘捕中划为“右派”的人，屈死冤死者，人的尊严全无。就是所谓改正好了的人，也弄个“摘帽右派”的帽子戴着，终身游离于社会的边缘，累及家庭、子女、亲朋，一时人妖颠倒，社会怪象丛生。划右派也有指标，视这个单位的工作人数多少而定。千古奇闻，却是事实。这里头也有个不争的事实，划“右派”者都是一些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并有一定的认识事物和分析事物能力的有个性的人众。《黄田记忆》中描写的几个右派人物就是这样的人物，其本质的善良，及鸣放中的一些言辞，那是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进言。然而，有些在自己都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情况下，稀里糊涂成了右派，待政治清明，右派改正之日，已青春不在，步入暮年了。每每读到此章节，不免让人掩卷沉思，真叹服作者对这段历史的深刻揭示、而引起读者思想深处的共鸣。学人文学科的，应该担当起书写民族真实历史的责任，“历史”道尽全部，震撼人心，也逼迫我们去思考历史鉴往知来的积极意义和自身价值。《黄田记忆》虽属一乡一地之历史，但“一滴水可反映出大海的狂澜”，因为，以黄田一乡起始，继而一县、一地区、一省、乃至全国，不都是在那种历史时期共同度过的吗？

“文化大革命”至今也将近半个世纪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已不是简单的学术倾向和认识偏差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已把“文化大革命”作为“错误”来决议。但它的社会影响和后果却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令人深思但又必须牢记的一个史实。《黄田记忆》中作者写人写己，写“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社会现象，真是几分庄严，几分诙谐，几分玩笑，几分感慨。尤其是书中“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一节中的四个人，有人莫名其妙，有人稀里糊涂，有人至死不知，有人知之已晚地成了书写反动标语的人。待政治清明，劫后尚存的其中一人被问及是否写了反动标语时，其人说道：“不是。我怎么会呢？出身又不好。敢乱写乱说？不要命差不多。夹尾巴还怕夹得不紧哩。”“反正那年月，说是你就是你，老百姓有什么办法？”言辞中安之若素、竟无愤怨。读到此颇觉酸楚，顿觉得巴金先生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实是诤言。因为我们要从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立场出发，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重大课题，如：大跃进、文革等历史事件以及诸多历史人物，还原其历史真相，以警后人，以示后人。这对于恢复国人的知识理性，客观全面地认识历史起到积极作用，也为改革开放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黄田记忆》，文献出版社，2013年8月，朱普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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