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晚清中国报业第一人（四）

□ 黟县 吴卫华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时期。我们所学中小学历史课本上都提及戊戌运动中的一份重要报刊《时务报》。教材中都会说是当时的强学会的机关刊物，创始人是梁启超。可是揭开历史的面纱，这份报纸的始作俑者是汪康年，而且自始至终是汪康年在主持着这份刊物，梁启超不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关于《时务报》究竟是由谁创办的？汪康年在其中的作用如何？学者汤志钧认为：《时务报》是在上海强学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它发端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其事者为张之洞的旧僚汪康年，参加创始并在发刊“公启”上署名的有黄遵宪等五人，其中以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为核心。

我记得学生时代的历史老师曾经提到过这点，不过当时他并未细说，可能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能说。后来我遇到老师时，再次询问此事，他点点头。这段历史值得我们后来人，特别是我们徽州人感到自豪。只是可惜，今天的黟县人很少知道这样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者，晚清中国报业第一人。

李里峰在《汪康年与近代报刊舆论》中指出：《时务报》于1896年8月6日创办于上海，列名创办者有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邹凌翰、吴德潇等五人，从创办报纸的全过程来看，汪康年实是五人中出力最多、贡献最大者。

《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的作者廖梅认为：《时务报》是整合了汪康年及其同志们的结晶。并指出：“五人当中汪康年最辛苦。”

那为什么至今的中小学课本中依然是提及梁启超或者康有为，而不提汪康年呢？今天的学者论证让我们重新认识汪康年在《时务报》方面做出的贡献，如在《汪康年研究综论》（郝艳同、任晓红《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里肯定了汪康年的杰出贡献：“学者的研究纠正了以往过多的颂扬维新领袖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而贬抑冷落了其他维新志士，如汪康年对报刊的重要作用，较客观地分析了汪康年对《时务报》的创办、发展及完善的诸多努力。”

我们所熟悉的《时务报》还有一人，就是康有为，不过在“戊戌前汪与康原属志同道合者，他们共同经营的《时务报》，堪称开风气之先。”不过后来汪与康的关系紧张，那是因为《时务报》的创办与汪康年得力于张之洞的支持有关，秉承张的旨意，汪康年压抑梁启超的言论，对康有为不恭，致使双方不和。但是二人一直为《时务报》的发展做出巨大努力，《中国历史》课本上并没有提及汪康年。

一味颂扬康梁是不应该的，汪康年也算是维新人士。这可能与当时的历史关注的对象有关系。毕竟发起“公车上书”的是康有为与梁启超，而他们都是广东人，拥护者居多，再者广东在这个时期始终是中国了解世界的前哨。说来汪康年与梁启超同出一门，他们都曾授业于石德芬（岭南番禺著名的衡（古）文专家），梁启超比汪康年后入师门，他们是同门师兄弟。按照当时的惯例，师门与同乡在学术界还是很看重的，毕竟汪康年出生地是杭州，尽管在广东也生活了近二十年，还算是外籍，因而后人在考察三人的矛盾发生时，还是看到了这一点。

当时汪康年依靠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张之洞，一个是孙家鼐。在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矛盾上，汪康年是与孙家鼐一致的。孙家鼐奏请销毁《孔子改制考》，就是在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上率先披露。汪康年“内依南皮（张之洞），外恃寿州（孙家鼐）”。这是当时报业生存的一种正常现象。

“梁启超的背后是康有为，汪康年的背后是张之洞。汪梁关系的演变，折射出戊戌期间洋务派与改良派关系的变化”。历史证明，甲午海战的惨败，二者势必走到一起，不过这是暂时的。这份《时务报》是洋务派与改良派的合作产物。（汤奇学 龚来国《汪康年与梁启超关系变化与<时务报>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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