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晚清中国报业第一人（三）

□ 黟县 吴卫华

汪康年的祖父长兄汪远孙（1794—1836）是让汪氏引以为自豪的经学家和诗人。汪远孙，字小米，嘉庆举人，做过内阁中书。他“风流好客，倚仗家族财势，曾经广聚江浙名流，结东轩吟社，每月一集，传为美谈”。（《清史列传》卷六十八《儒林传下》）

汪康年、汪诒年、汪大燮办《时务报》、《中外日报》，所写之文乃政论，汪康年的著作中无诗，亦无闲情雅致之文。战乱摧毁了汪氏家族的经济来源，世变改变了汪氏的处世态度。一个文学世家渐然没落。

“一家之兴亡，亦有数在，但人事不能不书耳。气象如此，吾辈恐不足挽回万一。”（《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图书馆编）

“振绮堂”的没落，使得汪氏的后代已不能困于楼内的书香传代了，要提升家族的地位，得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

汪康年有着家学的渊源，振绮堂的兴盛集于他的一身。咸丰三年（1853）汪邁孙卒，自道光十六年至此的三十余年间，汪氏家族“家用日繁费，且资产以分而见少”，又当铺经营亏损，“是时家中景况，已非昔比，即大乱不起，亦不能支矣。”汪邁孙之子汪會本二十岁中举，但此后两次会试失利，后为生计四处奔波。光绪十五年（1889）汪康年中浙江乙丑恩科第六名，堂兄汪大燮、堂弟汪鹏年也同科中举。

重振家族之日似要来临，汪大燮在给汪康年的书札中说：“杭中吾家局面，非有人振兴不可，而其势又不甚顺，故尤望吾弟极力写字也。”书札中多谈写字，尤其是习楷书，当是为科举考试作准备。早期的汪康年弟兄的信札，多焦虑之意，揣摩举业是汪氏兄弟中常谈起的事，在此境况下，学问之长进自成问题。（许雁平《花萼与芸香——钱塘汪氏振绮堂诗人群》）

在维新运动期间，汪大燮也是积极参与其中的，这是为了家族的复兴做的努力。他曾经参与维新派的第一份报刊《万国公报》（1895年8月17日创刊，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报刊的萌芽，康有为主办，梁启超与汪大燮主编，形式同《京报》），后改名为《中外记闻》（1895年12月16日）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至1896年1月20日停刊，以上均为双日刊，汪大燮均参与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方汉奇著）。这两份报刊均早于《时务报》，汪康年还没有正式投身到报业中。

1883年汪康年进京求助于自己的伯父汪守正（一代名医，极受慈禧信任）时，拜访了军机大臣兼署户部尚书王文韶，给王留下了“人甚驯谨”的印象。这一年的下半年王文韶因故回到自己的家乡杭州省亲，他当时是杭州人在中央政府里面担任最高官职的，尽管是闲职在家，回来后常与汪康年交往。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很多与汪康年会晤的记录。正是因为如此，汪康年在这些会晤中结识了王文韶的学生，1885年至1888年出任浙江学政的瞿鸿禨。瞿鸿禨对汪康年特别赏识，当汪康年终于考中举人时，这时已由浙江学政回翰林院侍讲学士的瞿鸿禨“喜溢颜色”，他后来成为汪康年的支持者和依附对象，汪康年终身称其为老师，他们密切来往，一直持续到瞿鸿禨1907年去职。汪康年能有作为当与这些晚清的重臣交往和被赏识是分不开的。

在那个民族资产阶级兴起的年代，汪康年致力于报业实在是难能可贵。可喜的是，汪宪的后代时至汪康年，又遇到了巨大变化。虽然汪康年不再如祖上那样殚精竭虑，倾全家的物力和财力去搜集藏书了，但是他成为晚清中国历史中不可抹煞的一个人物。

即使汪康年后来担任了内阁中书一职，不过皇权到晚清时期，内忧外患深重之时，仕进并非汪康年所需正常途径，它已经无法改变家族的命运。这恐怕也是后来汪氏迁杭多提汪大燮的名字，少提汪康年姓名的原因。一则，汪康年寿年不长，英年早逝；二则汪康年并未真正在政坛上掀起风雨，无法以权来改换家族振兴的门槛。

郑振铎先生编选的《晚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9版）中存有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一文，分上、中、下三篇，读来气势磅礴，表达汪康年对国事的关注，对改变中国现状及对未来的展望，对未来的设想十分细致，希望达成自上而下的改革。

作为维新人士，汪康年也曾经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与督抚的关系密切，他反对排外，力主和局，极力支持张之洞等人发起的东南互保，他又想借张之洞等封疆大臣的力量，争取和巩固在国会中的领导地位和实现变政改革的目的。廖梅在《汪康年与庚子中国议会》中指出：汪康年是中国议会的发起人之一，曾任正气会的会长。关于中国议会，廖梅认为汪康年是做最后的一搏，最终未能如愿，只得将活动中心投向民间行动。

新闻推荐

文明花开满园春——全市文明创建综述

□ 本报记者 闫冲冲 李学军编者按：近年来，全市上下坚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以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为目标，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市精神文明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