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认言行不一致

 

郭沫若后半生的所做所为曾饱受诟病。大跃进时，他就写歌颂大跃进的诗；“文革”时，他就写歌颂“文革”的诗；领袖批邓，他就写批邓的诗；粉碎四人帮时，他就写“大快人心事”的诗。他的死极致哀荣，他的贡献已盖棺论定，他的骨灰遵遗嘱安放在实际上和他不沾边的大寨虎头山，因为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但是，他的人生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悲剧。

1963年5月5日，郭沫若在写给一位年轻朋友的信中说：“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什么‘诗\’！……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

郭沫若有先见之明，他的那些“诗”确实已被今天的人们当作笑料。其实，郭沫若生前就被人耻笑了，其中之一竟是他的儿子郭世英。北京大学学生郭世英才华横溢，思想开放，对“文革”前的种种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现象充满疑惑和对立。他组织了一个非正式团体与同道者互相交流，事发后被定为“反革命小集团”，郭世英被开除学籍送到农场劳动，“文革”开始后被活活打死。事发之前，郭世英曾指着自己父亲的背影对同学说：他是“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郭沫若自己怎样看自己呢？“文革”中的1969年1月，郭沫若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吐露真言：“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据《老年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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