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镜”论蒙增隆

 

古人为政修身，十分讲究“三鉴”。即：以铜为镜正衣冠，以古为镜知兴替，以人为镜明得失。“三鉴”之中，“以人为镜”最为重要、最为关键。正如墨子所说：“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可谓真知灼见，出语惊人。

据史料记载，“以人为镜”作为一种理论形态、一种文化现象，是古已有之的，且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1620年，殷商君主成汤征讨不祭祀的诸侯葛伯时就说到：“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fou）。”意即人从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形象，从百姓的精神面貌可以知道国家治理的状况。简而言之，就是“以民情为镜”。这是我国最早的“镜子论”。此后，这一理念逐渐被历代开明统治者所接受。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对“镜子论”又有了新的见解。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既昭示了正面榜样的示范作用，又阐明了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再往后，东汉文学家王粲在《仿连珠》中说：“臣闻观于明镜，则疵瑕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十分形象地阐明了“以人为镜”对于少犯或不犯错误、保持清正廉洁的作用。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将“镜子论”进一步予以发扬光大。唐贞观十七年，直言敢谏的魏征去世后，他十分痛惜地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今魏征逝，一鉴亡矣。”进一步阐明了“以人为镜”的极端重要性。

“镜子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表明，“以人为镜”是一门学问，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照得好的。这里的关键，就是要讲党性、讲纪律、讲辩证法，要贯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首先要弄清楚以谁为镜的问题。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以人为镜”，可以以英雄模范、先进典型、人民群众为镜，也可以以反面人物、贪官污吏甚至市井无赖为镜，只不过是照的方法、角度、目的不同罢了。其次是要解决好如何照的问题。遵循“取其精华，别除糟粕”的原则，就是借鉴好的，加以发扬；照见差的，加以改正；剖析坏的，加以戒免。一句话，就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再次就是处理好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既照其形，更照其神。学习先进人物，既要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模范行为，更要学习他们的先进思想、高尚品德，在学习中养成好的道德追求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以反面典型为镜，既要揭露批判他们的违纪违法行为，更要深刻剖析他们的思想根源，认清其社会危害，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努力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断增强是非面前的辨别能力、诱惑面前的自控能力、警示面前的醒悟能力。这是“以人为镜”的最高境界和根本目的。

最近中央组织部发文通知，要求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学习中，要以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反面教材，聚焦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深刻总结反思，汲取教训，引以为戒，真正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严起来、实起来。通知还强调，要以反面典型为镜子，把自己摆进去，深入查找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和廉政纪律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这是我们党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是“以人为镜”理念在我们党的政治生活中的有益借鉴和生动实践。《诗经·大雅》中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际世。”由是观之，“以人为镜”，可以时时为用，事事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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