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款吃喝风□ 刘绍义

 

古代公款吃喝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究了，但自从唐朝有了专门的吃喝款项，此后，无论是官员聚会，还是迎新送旧，也无论是招待宾客，还是法定假日，官员都有了大吃大喝的理由。

唐朝的“烧尾宴”，开始就是为同僚升迁而设立的，既有祝贺之意，也有送别之情。宋宁宗当政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规定衙门每个月都可以报销一次没有任何名目的公款吃喝，你说神经不神经。

这一松口不当紧，后来的官吏胆子越来越大，自己都学会了巧立名目不说，吃喝的标准也越来越高。检查仓库要吃，出郊劝农要吃，官员路过要吃，商议公文也要吃。啥好吃啥，啥鲜吃啥，无论多贵重多难得，都想方设法弄来一饱口福。酒足饭饱之后大笔一挥，单据上写上招待“马中丞”，宴请“孙大夫”，就万事大吉了，也不需要任何人的核实。

吃喝多金额大也没有关系，管辖区内的各部门有的是“冤大头”。清朝道光年间担任陕西粮道的张集馨就是这么一位。那时的粮道，可是个肥缺，所以陕西省级的长官迎来送往，都喜欢让他作陪，作陪的原因不是他这个人能喝，而是他可以买单，可以公款报销。这样的龌龊事干得多了，张集馨心里也不舒服，所以他常把这些郁结不快的情绪，诉诸笔墨，这也是他的自叙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的主要内容。

据张集馨回忆：“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及陇、蜀，皆道所必经”，“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张集馨虽然不满，但为了明哲保身，也是一边做一边骂，对日益盛行的吃喝风，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发展了。

但海瑞就不一样了，看不惯公款吃喝，他就硬顶。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往两浙、江淮诸地区视察时，海瑞没有像其他州县的官员进行豪华接待，而是在鄢懋卿快到浙江淳安县时，送给他一封信，信中说：“下官接到御史大人的公文后，认真领会俭朴办事、去除奢华的精神，准备了粗茶淡饭恭候大人驾临视察。”

鄢懋卿太知道海瑞的为人了，他可是说到办到的。见没有油水可捞，又不能一饱口福，鄢懋卿主动改道，绕过淳安走了。

在明代，不光是鄢懋卿这样的大臣吃，就是明神宗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也吃。据史籍记载，张居正奉旨回籍办丧事时，沿途衙门不但都是公款招待，而且极尽奢华之能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这样的上行下效，如何不把国家吃垮？所以有人说明朝是吃喝风吃亡的，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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