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值花生丰收时 卢瑞昌

“拔花生，拔花生，嘿哟嘿哟拔花生……”

儿子和侄子们俯着身子，撅着屁股，跟着《拔萝卜》的欢快旋律，自编自导自演着。那一串串响亮的童声形成回声又返了回来，在田野上空盘旋。那诙谐的动作，那怪异的腔调，那愉快的场面，引得路上很多人争相观望，咧嘴大笑。

此时的太阳老高了，火辣辣的。《骆驼祥子》中说“太阳一出来，地上就像下了火”，也许现时比不上。但是，拔花生的劲头儿一点都不比这热浪的温度低。小辈们戴着草帽，在花生地里展开了拔花生比赛，又唱又闹的。大人们呢，遮着太阳伞，坐在小凳子上乐呵呵地边摘边聊天儿。

又到了花生的收获季节。花生的长势真好！田野上，一块块大大小小的花生地，绿绿的，一眼望不到边。一根根黄绿相间的花生苗，伸展着四肢，在阳光下沐浴，在微风中摇曳。

近处，远处，更远处，到处是忙着收花生的人们，热火朝天，挥汗如雨，又乐此不疲。有的做拔工，有的做摘工，有的做清洗工，有的做搬运工，分工合作，各司其职，井然有序。最耀眼的，是那一顶顶五颜六色的太阳伞，像一朵朵卧在草地上的蘑菇，直挺挺地生长在那里，形成了一道道迷人的风景线。

突然记起小时候落花生的情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家户户也种花生。可是那时候的花生都种在半山腰或者山脚下的旱地里，像龙脊的梯田，一级一级的，毛巾一样长，巴掌一样大小。最主要的区别是，那时候的花生是不能直接拔的，而是用工具挖的。这种工具，我们老家叫“豆挖”，木板做的，有柄，头尖，整个身子呈扁长的红心。小时候经常跟在妈妈身后去“挖花生”。只见老妈先挥起锄头像理发师剃头一样，把豆苗除去，再把整块地翻了一遍，捣碎大块的泥土，然后坐在小凳子上，取出“豆挖”，在泥土里一边挖，一边捡花生。曾记得也是这样的暑天，也是这样的季节，可是没有太阳伞，没有这样的欢乐气氛，只有母亲和我，顶着烈日默默地“挖花生”。

这样的画面，多少年来，时时在梦中出现，擦之不掉，挥之不去。

世界变化真是大。这样的情景，也许再也难以寻觅。改革开放以后，大把大把的年轻人凭着满腔热血外出打工挣钱，旱田丢弃了，水田也无暇顾及。花生的身份地位居住环境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直接“移民”水田里了。随着科技的进步，花生的产量大幅度增长，质量也日益提高。

30多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当年年轻力强的母亲早已苍颜白发步入了风烛残年。到如今，儿孙满堂的她，不再也不能“事农桑”了。每次我们把白胖胖的花生一袋袋扛回来，她总会把玩着，然后是乐呵呵地笑。

记得那天在花生地里，休息之余，给孩子们声情并茂地朗读了许地山的《落花生》：

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也许这是我读过的赞美花生最有名的美文了。现在想想，它又何尝不是母亲的象征？默默地付出，朴实又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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