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的教化作用 □　潘硕珍

花儿是甘肃、宁夏、青海一带农牧区广为流传的民歌。依据演唱技巧及民族特色,分为河湟花儿和洮岷花儿。河湟花儿起源于大夏河流域的临夏(古称河州)和湟水及黄河上游的青海,远及宁夏,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土族、藏族和汉族等民族都喜爱漫唱河湟花儿。洮岷花儿起源于洮河中游的古岷州、洮州,波及宕昌、迭部、卓尼、渭源、临洮等县,是古羌族和现代汉族、藏族人表达情意的民歌。最近,岷县被中国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花儿之乡”的荣誉称号。作为岷县的文化人,应该自觉承担起挖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重视花儿的宣传教育作用,特别是保护为洮岷花儿的演唱做着重要贡献的传承人。

老百姓把曲艺的教育作用理解为“度化人心”:“铁打茶壶内里空,我唱花儿意思深。唱花儿度化人心呢,不是阿里人听呢。”流传在岷县北路(茶埠、西江、梅川、中寨、小寨、堡子、维新)一带的本子花儿,如《三国》《仁贵征东》《平贵征西》等,借助戏剧故事、传奇小说、神话传说,向听众宣扬忠孝节义等观念。进入新时期,文化部门应该引导花儿歌手,向人民群众灌输健康向上的思想,利用花儿向听众进行法制教育。“刀刀切了羊肉了,你把洋烟甭逗了,洋烟把你吃瘦了,光是骨头没肉了。”

重视花儿的教育作用,是因为花儿和诗歌一样具有言情抒志的职能。花儿是老百姓表达思想感情的心声。解放前,莲花山下涌现了一位女歌手丁如兰,人称“穷尕妹”,她对老百姓尤其是广大妇女们为啥要唱花儿,这么说:“干活乏了,唱几句花儿添添精神；见到心上人了,唱几句花儿说说心愿；碰到灾难事了,唱几句花儿解解忧愁。”(休闲《穷尕妹外传》,见《驼铃》1996年第2期)唱花儿的把式大都不识字,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用带有露水和泥土味的花儿表达自己的心声,“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正如马步升在《永远的花儿》一文中说的:“他们本来唱的就是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诸如幸福的生活,甜蜜的爱情。但是,一曲出口,飞扬开来,这些得不到的东西他们已然得到了,精神上的得到便是真的得到,在这所天国特设的难民营,他们的心灵获得了最大的慰藉。”

首先,唱(漫)花儿有解愁解闷的作用。朱奇在《“花儿”的诱惑》一文中写道:“50年代,西宁古城郊外,沿马路有回、汉人开的车马小店……这些南来北往的脚户,常年漂泊在外,赶着马拉的一种古老而原始的木轮大轱辘车,跋涉在山间荒道,戈壁大漠,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漫长的旅程,单调、清苦的生活,唯一能带给他们些许欢乐的是‘花儿\’,能够滋润他们心田的也是‘花儿\’……那路儿便变短了。”《下四川》就是一首表达出门人心情的河湟花儿。

其次,向贴心人倾诉自己的苦难,渴望赢得他人的同情。“东山的日头背西山,三伏天,脊背上晒下的肉卷；一年三百六十天,实可怜,肚子里没饱过一天”(河湟花儿)。我曾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听见一个农村妇女这么唱道:“我娘养我命苦人,命苦人,有人养者没人疼……”听来凄切悱恻,不由人不同情她的悲惨命运。“一天到晚凉水没搭,黑了空口冷炕爬……”这是一个媳妇遭受公婆丈夫虐待的自然流露。

第三,揭露不幸的婚姻现实,倾诉相思的煎熬。花儿歌手中,女性多于男性,因为在旧中国,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命运极其悲惨。妇女们忍受着公婆的虐待,缺乏丈夫的体贴关怀,过着牛马不如的家庭生活。她们把花儿看作倾吐心声的手段。“相思病得下一天往黑里睡,娘老子问了,就说得下的是寒病(感冒病的一种,笔者注)”。“大雨下给了整三天,小雨下给了九天。哭下的眼泪拿桶担,整整儿担给了九担。”这首题为《清水令》的河湟花儿,采用比兴和夸张的修辞手法,渲染了相思的程度,可与“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冬尽,春流到夏”相媲美。

第四,抨击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穷尕妹外传》的女主人公丁如兰,为妇女争取婚姻自主、恋爱自由树立了榜样。丁如兰在歌友们的帮助下,斗败了土豪劣绅,勇敢地走出不幸的家庭,与自瞅的对象郑光荣结为美满的姻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制定颁布了新的婚姻法,一些被压迫、被奴役的妇女,把花儿会作为她们发表女权意识的讲坛。她们用穿透力很强的歌声,大胆表达自己的爱情:“背后园里嫩白菜,娘老子配婚我不爱,自瞅的对象活想坏。”一位妇女在田间地头认识了一位靠得住的青年男子,便用歌声表达自己心中的爱意:“给你做下一双鞋着呢,粮食柜里埋着呢。”(洮岷花儿)河湟花儿《拉夜川》是一首叙事诗,演绎的是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旧框框,把“生米做成熟饭了”的爱情故事,与元杂剧《西厢记》中张君瑞和崔莺莺偷吃禁果的主题类似。

第五,打击守旧、反动势力。旧中国的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严重摧残着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那些守旧势力时时刻刻压制着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不许她们起来反抗,立下诸多不准妇女唱花儿的陈规陋习。“穷尕妹”针锋相对地进行抗议:“我唱时唱着大路上,没唱到你家的大门上。”这乃是妇女追求言论自由、男女平等的正义呼声。更有人这么唱道:“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了还是这个唱法。”俨然一副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岷县后,鲁大昌反攻倒算,岷县西川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张有才被军阀鲁大昌押赴二郎山脚下的刑场。临刑之际,张有才昂首挺胸,即兴高声唱了一曲洮岷花儿:“桦材劈了碌碡楔(读作棋),红军叫我当主席；豁住人头手里提,豁住人血和了泥。鲁大昌,你把爷们家阿么呢?”这曲花儿被誉为“悲壮的绝唱”,“英雄的就义诗”。洮岷花儿在旧中国曾经发挥了打击守旧、反动势力的战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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