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佳器 明清黄花梨笔筒赏析

清 黄花梨雕菱花笔筒 此黄花梨笔筒高13.8cm；敞口，平沿，筒状深腹于下部略有内收，平底，外沿凸出。口沿下有一周凹弦纹，倭角线由口沿下延伸至底部，顺畅自然，规整协调，上下相应，底部为弧形的花叶，从而俯视整器，如同盛开的菱花，形象秀雅出尘。做工精细，材质上乘，造型沉稳而不乏灵动，端庄大气，包浆古朴。清初 黄花梨嵌螺钿花鸟纹笔筒 笔筒高13.2cm，黄花梨材质厚实，色泽深沉。通体嵌以螺钿等，构成山石、花鸟纹饰，图案布局紧凑，色彩艳丽。清 黄花梨嵌百宝博古笔筒 笔筒高14.4cm，形态丰满，雕饰的图案，素雅怡心。螺钿嵌博古纹，色彩反差强烈，靓丽照人。明 黄花梨嵌银丝诗文笔筒 笔筒高13cm；上下均嵌银丝回纹边饰，筒身以银丝镶嵌诗文“虚其中何投不容，圆其外与物无碍，平平直直锋颖自出，余更羡而之居逸。允执子。”“洛阳守”方章款。镶嵌工艺精细。清 朱宏晋刻黄花梨山水诗文笔筒 笔筒高18.5cm，外壁一面浅刻山水图，一面刻诗文相配，诗尾落“宏晋刻”及“怡亭”印章款。 朱宏晋，字用锡，号冶亭，一号敏斋，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性机巧，精摹印，凡金、银、瓷、竹、牙、角，无不擅长，而刻玉尤精绝，与江皜臣相伯仲。晚年技益工，刻玉及雕漆诸作，能在薄片上雕成极细花鸟、亭台、山水等镂空图案，惟妙惟肖?清 郭岱款黄花梨笔筒 笔筒高11.5cm，最大直径7cm；择取以自然纹理美著称的黄花梨，造型规整，端庄典雅，敞口，圆腹，口底相若，平足。筒壁线刻郭岱佳作，只见梅枝纤细、遒劲老练，造“一树独先天下春”之境，书中笔锋遒劲有力，行字舒展流动，大小相兼，顾盼呼应，行间跌扑纵跃，布局和谐。此笔筒书画不夺木材纹理之美，自然质材与文人之气相合，格调高雅，诚不易得  

笔筒是一种最为常见的置笔用具，一般呈圆筒状，材质多样，可见竹、木、瓷、漆、玉、象牙、紫砂等，是文人书案上的常设之物。这里展示的是嘉德拍卖中成交价格较高的精品黄花梨笔筒。

据文献记载，三国时已有笔筒。吴国的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螟蛉有子》篇云：“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虽然文中没有言明笔筒的材质，但从桑虫放的地方，一为木空（木），二为书简（竹、木）推论，笔筒也应是竹木之质。但是三国的笔筒与后世的笔筒是否一样，汉代出土的竹笔筒或可窥得其形。如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汉墓各出土一件竹笔筒。金雀山汉墓的竹笔筒两端穿透，筒身镂有八孔，筒身中间及两端有三道皮箍，笔筒涂黑漆，出土时，笔筒里置有竹笔。筒身上的镂孔是为了便于取笔。由此可知，汉代的笔筒是一个镂孔的细竹管，笔完全置于其中，与后世圆筒状插笔的笔筒有很大不同。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提到的笔筒，可能也是这种形状，细竹管状的笔筒似乎更适合放桑虫。宋无名氏所作《致虚杂俎》言：“王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班；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王献之把玩斑竹笔筒被传为文：人雅事，只是《致虚杂俎》为后世追记之作，记载东晋王献之有斑竹笔筒存疑。

记载笔筒较多的是明代的文献。据《天水冰山录》记载，查抄明代一代权相严嵩（1480年至1567年）家产的清单上，列有牙厢（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哥窑碎磁笔筒等。

文震亨《长物志》笔筒专条云：“（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屠隆的《文房器具笺》笔筒条曰：“（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坐为雅，余不入品。”文、屠二人皆为明代晚期的著名文人，对当时的文房器具多有记述。只是二人钟情于竹木的雅洁，对其他质地的笔筒关注不够。

综上所述，对笔筒的明确记载始于明代，实物方面，我们现在看到的笔筒多为明清以后的制品，传世的所谓宋代笔筒并不确切。故从实物和文献两方面看，笔筒应该出现于明代中晚期，并且很有可能始于竹笔筒，自此以后，成为中国置笔最主要的用具。

木制笔筒在明清之际亦较为常见，有紫檀木、沉香木、鸡翅木、黄杨木、红木等。技法与竹雕大同小异，一般来讲，明代木笔筒做工朴素浑厚，刀法遒劲流畅，而清代木笔筒做工精致洁润，刀法细腻，意境深幽。明代木雕名家有孙雪居，其作品甚为罕见。清代有吴之璠、黄炳勋、朱清父、周芷岩等人。明代木笔筒以紫檀、沉香木较为常见，纹饰以花卉居多。紫檀笔筒很少采用较为繁复的镂雕工艺，而是利用本身的色泽、纹理或棕眼加以表现，故显得大方稳重，古朴典雅。

清代木雕笔筒与明代风格截然不同，雕法更加全面，有高浮雕、浅刻及浮雕、镂雕、阴刻综合技法，刀法纤巧细腻。清代集浮雕、镂雕、阴刻于一身的木笔筒较为常见，此类器物集中表现了清代木雕技艺的成熟与高超。

（据古典家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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