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记载的酒事

安康酒渊源觅踪（二）

安康和我国其他地区一样，酒的发现与嬗变应当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点，可以从考古发掘中找到证明，在7000年前的前仰韶李家村文化时期，安康发掘的遗址中出土了一种灰褐色陶三足器，直口，尖底，底部按接乳钉形三足，高43厘米至15厘米不等，是明显的饮器。这种器物表面都饰以整齐的线纹，既是日常生活用品，又是极好的艺术品，因此研究者认为，这是安康发现的最早酒器。仰韶文化中、晚期出土的酒器品种和数量开始大量增加，已成为安康各县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常见的遗物。以汉滨区为例，就有陶樽、陶壶、陶罐、陶斝、陶盉、陶杯等等，说明安康远古时的酿酒技术已得到很大普及。大量酒器的出土，标志着中国酒文化的开始，也成为7000年来安康普遍开始酿造人工谷物酒的有力证据。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我国殷商时期造酒是十分发达的，殷商时人嗜酒之烈也是历史上十分罕见的。《尚书·微子》、《尚书·酒诰》，都有关于殷商统治者因耽酒而亡国的记载。殷商时，安康为庸国，为荆州之域，处于南北交接之处，南方的气候湿热，谷物容易受潮发酵，是以造酒业比平原地区发达，故到了周代，无论男女都能饮酒，嗜酒之风十分普遍。《诗经》是周代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其中《周南》、《召南》二篇，就是召王巡行江汉时搜录的民歌。在《周南·卷耳》中有这样的歌咏：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

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金罍，酒器也。刻为云雷之象，以黄金饰之；兕觥，酒器也。兕是野牛，其角可盛酒，觥是爵，饮酒器也。此处指野牛角为爵也。这首诗译成白话就是：“采呀采那卷耳菜，总装不满浅竹筐。唉，思念我那远行的人啊，筐儿搁在大路旁”；“登上高高山之巅，我的马儿腿发软。我且斟满那酒壶，借以排解心暂安”；“登上高高的山冈，我的马儿已累伤。我且斟满牛角杯，借以排解少忧伤”。

《诗经》中“周南”、“召南”的地望，据宋代朱熹《诗经集传》注：“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又说：“南方之国，即今兴元府（汉中）、京西（金州、襄阳、随州、唐州、邓房州、州、均州）、湖北等路诸州”。周代江汉流域属南方之国，安康正在召公采风的范围。《卷耳》所描写的情景，便是这一地区的真实生活写照。诗人以细腻的手法，描写一个少妇思念出门的丈夫，正如朱熹解释的那样：“托言欲登崔巍之山，以望所怀之人，而往从之，则马罢病而不能进，于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于长以为念也。”

正因为酿酒业发达，饮者普遍，周代不仅有了“酒正”、“浆人”、“大酋”、“酒官”等专门掌管酿酒的职官，而且在《礼记·月令》中已有十分精辟的制酒经验总结：“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指发酵时温度的掌握）必得”，这里把制酒过程中各方面应注意的事项都提到了。按这类方法生产出来的酒又分为三类：事酒、昔酒、清酒。有人研究后认为：事酒是专为供节令、典礼、祭祀所需要而酿造的酒，储藏的时间不能过久，过久就要发酸变质；昔酒指可以储藏的陈酒，酒味要醇厚，储藏的器皿要洁净，如用火预先将坛瓮作清毒处理，然后封存；清酒指酿成酒母加水后，等一段时间使渣滓沉淀，一般冬季酿造，到次年夏季成酒。三酒之外，又有五齐之名，汉代成书的《周礼》记载，周王朝在天官属下设有酒正一名，是酒官之长，酒正的职务，是“掌酒之政令，辨五齐三酒之名”。所谓“五齐”，是指五种成色不同的酒，分别是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沉齐。旧注云：泛齐是指酿成后酒米在酒液中浮泛，有如汉滨区五里镇一带的稠酒；醴齐是滓和液混和，有如安康民间所酿之醪糟；缇齐是指酒呈红色，为今天民间制作甜酒酿常见的现象，是一种发酵菌的菌变；沉齐是酒酿加水后渣滓下沉，使酒汁成清水状，现在安康稠酒未榨滤前的酒液就是如此。从以上可以看出，这五种酒都是安康现在民间酿制的甜酒酿型酒。足见当时官方造酒，还不知道用榨和煎的方法，工序至为简单，只是将酒米蒸熟，以少量水撒入酒曲拌匀，使之发酿成酒而已。这一种方法，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宫廷酿法如此，民间酿酒当然不会更精良，但是却已全面普及。 （泸康集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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