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之乡”牵出基层治理困境

徐玉玉被骗猝死案发生后，福建安溪过往的灰暗历史被重新挖掘出来。在之前的媒体报道里，安溪被称为“诈骗之乡”。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当地一些人的价值观出现问题，诈骗者对自身诈骗行为道德要求普遍较低，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谋略。泉州市一位多年参与打击电信诈骗的警察说，他们不以诈骗为耻。（9月1日《新京报》）

至少在十多年前，安溪便被媒体称为“诈骗之乡”。据2004年《瞭望周刊》报道：安溪是我国手机短信诈骗的“大本营”，在短信诈骗高峰期间，安溪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之多。客观地讲，对于犯罪分子，当地并没有选择旁视。相反，正是在当地严厉打击下，部分犯罪嫌疑人转移到外地，甚至转到越南缅甸进行犯罪活动，逃避打击。

不能说这种打击没用，但对于价值观的问题，仅仅打击，显然起不到充分的作用。如果说这种扭曲价值观的形成，只是发生在个人身上，那可能有偶然性；但现在的情况，却是有着不小的市场，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地在基层治理能力上，存在一定问题。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主体多元、内容繁杂、方式多样、直接面对民众、直接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等特点。在一个理想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不是不会出现价值观紊乱，而是出现之后，会在第一时间发现、介入、纠正，不会成为一种普遍状态。这也是公众想问的，面对“诈骗之乡”的形成，当地到底开展了怎样的努力？有没有像重视物质文明一样重视精神文明？

事实上，在精神文明这块，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灵魂落在后面”。究其根源，有的是不重视、不问事，有的是能力不够、方法不多。而且从整体上讲，在物质文明上不力，很多官员会蒙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但在精神文明上不足，则显得相对无事。在现实中我们还很少看到，一个官员因为精神文明不力而被问责，进而影响升迁的。考核是导向，体现到基层治理上，不可避免会造成方向上的偏差，操作上的偏误。

不必讳言，“诈骗之乡”戳中基层治理之痛。一个地方出现“礼崩乐坏”，很难说是一个方面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看，都存在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面对“诈骗之乡”的过去和现在，当地迫切需要通过基层治理创新，来打造精神文明高地，以让“诈骗之乡”的称谓不再延续到未来。因此，以基层治理创新破解“以骗不到钱为耻”，这是当前最应该做的。毛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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