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交流史上的杭州印记诗哲西来，在这里领悟中国

“山站在那儿，高入云中，水在他的脚下，随风波荡，好像请求他似的，但是他高傲的不动。”这是１９２４年４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游览西湖时即兴写下的诗作，随即在一场演讲上，由陪同的徐志摩翻译给杭州的听众们。

在演讲中，泰戈尔表示，中印两大民族间有不可分离的爱，希望两国人民能继续友好交往。而在参观灵隐寺时，看到佛教石窟造像，诗翁更是深有感触地说：“印度文化有很多到中国了，如同中国几个大师到印度去。中印两国人民更应该共同努力，去找出一条中印交通的运河。”

在泰戈尔之前，有多位西方哲人访问过杭州。１９１９年４月３０日，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乘船从日本抵达上海，５月５日来到杭州，游览了四五天。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０日至１５日，他再次来到杭州。

杜威两度访杭，先后进行了八场演讲。在演讲中，杜威强调：“西方人应当把东方人的怡淡安详的态度收取些去，东方人却应当把西方人的创造精神、科学精神吸收些来，这才能达到兼而有之的目的。”他希望中国的教育家们要注重学生的游戏运动，手的活动和对天然物象的观察和实验，这样才能造就“发动的性质”。

比杜威稍晚来华的还有另外一位大思想家，那就是英国的罗素。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２日，他携女友抵达上海。在《罗素自传》中，读者可以发现，这位哲人也曾在杭州盘桓：“我们的中国朋友带我们去杭州两天，游览了西湖。头一天我们环湖而游，第二天则是坐在靠背椅上被抬着游览的。西湖美不胜收，那是一种富有古老文明的美，甚至超过意大利的美。”

事实上，无论是杜威和罗素，还是泰戈尔，都对于中国当时的国际处境表示同情，其中或许也不排除西湖人文山水的加分。

杜威感叹道：“如果所有的力量都因忌惮日本而加以纵容，那么中国如何能避得开命运强加给她的劫数呢。”罗素则用他兼具数理逻辑和历史哲学的头脑分析认为：“因此，中国人一定要自强自立，千万不能依靠外国人发善心……有了（不入侵异族）这个附加条件，我认为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复兴所必不可少的。”

在“七七事变”之后，泰戈尔安慰他的学生魏风江说：“我坚信中国是不会被征服的。日本侵略军愈凶残，溃却的日子也就愈早。中国终于会得到独立和自由。”魏风江的老家就在杭州市萧山区。

“２０世纪上半叶有多位思想家来过杭州，这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杭州是浙江的省会，而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浙江是率先向西方学习的一个省份。”担任《天城遗珍——杭州对外文化交流史迹》主笔的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方新德告诉记者，浙江是较早出现近代工厂的中国省份，而最早的商办铁路也出现在浙江。

“浙江人不抗拒西方文化，而是采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态度。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杭州的交通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吸收了西方的先进经验，旅游接待能力大为增强。同时杭州离上海很近，因此成为许多外国人访问中国的必经之地。”方新德说。  （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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