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法律手段根除底层戾气

■ 丁冬

据河北电视台报道，10月12日，廊坊的李女士带孩子回家时，与一名男子同乘电梯。男子进电梯后开始吸烟，李女士劝说其不要在电梯里抽烟，因为有孩子。男子非但不听劝告，反而突然开始暴打李女士，李女士的孩子被吓得直哭。男子打人之后逃走，目前当地警方正在做进一步调查。

这又是一起由公共场所吸烟所引起的打人事件。公共场所禁烟，国家早有相关条例，各个地方政府也根据自身实际，进行了分解和强化立法。总体说来，成效十分显著。较之过去公共场所吸烟者众的现象，现在基本上见不到。而这则新闻向我们展示的则是相对狭小的公共空间的私德及法律方面的问题。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分析主要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东方文明时，提出了“耻感文化”的概念。同时，她也将西方文化的基调定位为“恶感文化”或者说“罪感文化”。她认为，在西方文化认同里，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故而需要宗教和法律加以约束。而中国在漫长的集权统治下，主要依靠人治。虽然当今中国融入了世界文明，进入了现代社会，但人治基因依然顽强，很多时候基于法律的惩戒，并未做到坚决彻底。粗野、暴戾的土壤并没有完全被铲除。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乃至法律行为，起点在于“明羞知耻”。上述电梯内吸烟的男子，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许他不敢明目张胆吸烟，即便是他吸烟了，有女士走过去要求他灭掉，想必他不会更不敢拳脚相向。原因在于，更大的公共场所自然有更多的人，从而使他产生更多一些的羞耻感。“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在很长的时期，成为了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并未达到法治的高度。

新加坡的严峻刑罚，在文明国家里十分少有。如果有人乱扔废弃物、在公共场所吸烟、不冲公共厕所等在我们看似很小的道德行为，该国也要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不仅要被重罚好几千块钱，还要被起诉。当然最著名的还是该国的鞭刑。本案例中男子的行为，如果发生在新加坡，屁股上的24下鞭子重抽，定然是免不了。大赦国际坚决谴责这种刑罚，曾给新加坡政府写信希望废除鞭刑。但新加坡官方坚决支持鞭刑。当地行政长官解释说，“我相信，对付目前在新加坡泛滥的某些罪行，在司法中使用‘鞭打\’是必要的……对那些环境恶劣，赤着双手混饭的人来说，监狱生活未尝不惬意……只有鞭打才能产生实在、长久的效果。”新加坡人这样为鞭刑辩护：“鞭刑的结果是在他们的屁股上留下终身鞭痕，这正好达到教育的目的，永远提醒他们再也不能犯罪。”

据河北电视台记者了解，吸烟并打人者可能是某房产中介的从业人员。他的行为，也反映出社会底层戾气的无处不在。究其原因，还是我们有些执法部门在处理某些看似细小却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案件时，可供援引的法律法规条款惩治力度不够（比如还有青少年犯罪问题）和不太作为，有着很大的关系。有些问题看似道德问题，但当某些人就是寡廉鲜耻，道德已经进退失据，并不能产生应有的作用时，采用法律的手段就显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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