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地铁丢书”,捡不起阅读习惯

□王志军

近日,一群神秘人出现在珠江新城的地铁站内,他们手拿着书籍,寻找合适的位置放下后,就在远处默默地观察着人与书的各种相遇。这是一场试验,也可能是一种新的交流方式的开始。这一切,缘于一名叫张旭明的年轻小伙,他在自己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后,短短两天时间,不仅收获了逾5万的阅读量,还聚拢了120多名年轻人,成立了一个“丢书帮”的城市先锋试验群。(11月15日《南方都市报》)

这场在地铁内展开的阅读试验,最终还是验证了试验者此前的疑虑和忐忑,“大多数人是把它放到了不碍眼的地方,而很少有人会拿起来翻阅,书被一次次地叠起,放在角落甚至是地上。”看来,这种嫁接国外“赫敏地铁丢书”的阅读试验,在国内的结果很不理想,成就人们与书籍的美妙邂逅,激起人们阅读兴趣,远非易事。

出现这种情况,与“通勤焦虑”的阻碍直接相关。据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广州、上海、深圳等大都市通勤时间较长,接近或超过90分钟,北京最长达到97分钟。而英国国家统计局早前一份调查更指出,通勤影响个人幸福感,通勤所需时间越长,幸福感越低。而拥挤逼仄的乘车空间内,别说是进行阅读,能够去扫一下书的名字并拿起一本书,恐怕都不是一件多么自然而很有兴趣的事。

缺乏名人效应也造成了阅读试验的被冷落。不错,“赫敏地铁丢书”能够在网上热传,但至少不要忘了“赫敏”的名人效应的作用。作为电影《哈利·波特》系列中“赫敏”的饰演者和生活中的“学霸女神”,EmmaWatson在伦敦地铁站“丢”了100本书,引发伦敦市民的争相寻找和阅读分享。这种影响,离不开其银幕上成功的角色扮演和现实中酷爱阅读的形象的复合助成。在此角度两相比较,报道中的试验者,并没有“赫敏”那样的突出优长,更没有“赫敏”的社会号召力,试验者不乏失落的感慨也就不难理解。

阅读具有公共作为和私人行为的双重属性。有调查表明,中国是出版大国,出版图书的种类数量都是世界第一,但积压的库存量也冠绝全球。加之公共图书馆资源的稀缺以及稀少的资源使用者,更降低了阅读水平。数据显示,全国公共图书馆持证读者人数只有582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47%,公共图书馆平均每册藏书年流通仅为0.4次,均为美英日等国家的十几分之一。

而在“现实有用”阅读理念之下,读书的狭隘化和功利化,进一步蚕食了国民阅读数量和质量,降低了阅读的整体格次。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显示,北欧国家国民每年读书24本左右,几乎是中国的6倍。美国人年均阅读7本书,韩国人11本,日本、法国国民每年读书数量在8.4本左右,新加坡5本,中国的国民人均读书数甚至还落后于泰国的5本,不到5本。统计结果还显示,中国的畅销书大部分都是食谱、养生指南、教辅、育儿手册、惊悚及言情小说。

当然,不仅我国,全球都面临“阅读和学习”的问题,正是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为了推进问题破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世界阅读日”。以美国为例,从图书种类和内容上看,美国整个图书市场销售的图书,40%是虚构类的小说。法国、德国、英国的情况也同样,35%到38%都是小说类。也就是说,欧美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阅读提升的问题,我国的情况则属于“最不喜欢阅读”的情形。

要把阅读落到实地,落到公众个体,关键在于永葆一颗阅读的心。这需要在图书质量内容上的优质供给、在阅读品质上的引导培育,而实实在在的生活减负、工作减压等外在条件支撑,也是重要因素。倘若在这些方面没有或少有改观,那么类似“地铁阅读试验”的各种阅读激发方式,在实质性效果上,恐怕都会成为一场场名目不同的“行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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