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先生印象

□刘增人

2011年1月15日14点50分,樊骏先生默默地离开了他深爱着的人世间,孤独地走向了另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世界!当时,《齐鲁晚报》曾发表我的一位年轻朋友的挽联,道是:

无妻室无家产无专著无一名入室弟子独善其身默默治学不恋常人之所有

有大爱有恒心有卓识有万千私淑门生胸怀天下苦苦殉道只守众生之所无

刚刚听到樊骏先生辞世的消息时,心底立刻涌动起一种莫名的悲戚,非常想写点什么,但看到这精彩的挽联后立即打消了动笔的念头,因为我想说的,这里应有尽有,我没有想到的,也应有尽有矣!不料这一迟疑就是好几年。

初识樊骏先生,是在1979年左右,一个非常偶然的际遇:我在北京图书馆(现在称为国家图书馆)查阅关于叶圣陶、王统照、臧克家的资料,巧遇华东师大陈子善兄,他也在查关于郁达夫的资料。一番交流后,他说北京正在召开一个丁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问我愿不愿意去“蹭会”,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于是他带着我大摇大摆地走进会场,不但参与开会、合影,还蹭饭一局。座中有人告诉我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樊骏先生,可惜我当时没有准备什么问题要请教,只略说几句就告别了,不料樊骏先生却没有忘记我这个萍水相逢的小人物。1982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在海南召开。一天休会,我在椰子树婆娑的树荫中徘徊,不期而遇见到樊骏先生,他问我会后想做什么,我不无惭愧地回答,依然在做一点颇为寂寞的事情,例如王统照研究之类,但王统照是一位寂寞的作家,王统照研究恐怕是一项更为寂寞的事业。不料他却大加赞赏,当即鼓励我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耐得寂寞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品格；王统照之所以寂寞,原因之一便是研究的人太少,你为什么不把已经开了头的事情坚持下去?后来,他约我以王统照研究为例,谈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拓,那短文便经过樊骏先生之手,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那以后,我就不再以寂寞为苦。有时夜已经很深,非常疲倦了,四周是一片阒寂无声,似乎又分明听到樊骏先生那并不激烈的话语,我于是再拿起笔,写几句寂寞的话,给也如我一样并不十分惧惮寂寞的同好。

1983年春,全国师专系统现代文学教学研究会在我供职的泰安师专举办,我和刚刚留校的魏建等青年教师承担起几乎全部的会务工作,樊骏先生是我们能够邀请到的最高规格的学者之一。在会议的间歇,我数度与樊骏先生深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才开始约略清楚。会后,我花了一两年时间,完成了自己认为颇具“代表性”的一篇论文,申说关于现代文学之“现代化”问题的见解。我非常郑重地抄寄给樊骏先生,希望得到指正,更希望得到首肯。一周后,复信收到,是用边沿打孔的蓝色横格纸写的,不是公家的信笺或稿纸,密密麻麻写了满满两页。对于我的文章,没有通常的鼓励,倒是极其直率的批评:其一是批评引文没有详细注明出处,自己的话语与引用的话语混杂一起,颇不严谨；二是批评在使用像“现代性”这样还有争议的术语时,未做科学的界定,其内涵与外延自己都没有做到前后一致；其三是批评引述所依据的多非原始版本,既不是原始报刊,也不是初版本,因此难以征信；四是使用的引文大多落入他人窠臼,以致文章新鲜感匮乏,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初读时,我是满心委屈,读懂后又深受启迪。从此,我谨遵教诲,把这几点作为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底线”和“边界”,也常常用来帮助青年教师修改讲稿,向学生提出要求。正是这些“底线”和“边界”,使得我没有头脑一热就动笔,回首往事则少留下某些让自己脸红的笑柄,给学术界少添了一些污染。不久学术界就流行“新名词”大轰炸的风潮,而后也曾被屡屡诟病。我很庆幸自己还算清醒,因此也就更加感激樊骏先生事先的提醒。随着年齿日增、阅历稍长,渐渐体悟到樊骏先生的批评,看起来是“底线”,是“边界”,其实是很高的要求,是对学术研究的高标准的坚持。

1998年7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8届年会在山西太原召开。会后,东道主山西大学盛情邀请大家去佛教圣地五台山游览。通知是早8点出发,但大家伙在宾馆门外一直等到9点,还不见旅行社大巴的影子。有几位发火了,与导游理论起来。东道主更是火冒三丈,一个劲儿地打电话,嗓子都有些沙哑。我原来在宾馆门口等待,后来发现樊骏先生正在远处走动,就凑过去聊天,也是趁机请教。我问,关于现代文学期刊,我已经收集了不少资料,可是不知道该如何深入研究?有没有比较便捷的方法可循?樊骏先生脸上顿时失去了一向温和的表情,非常严肃地指出:没有便捷,只有一本一本看下去!见我有点尴尬,樊骏先生强调说:想从事文学期刊研究,就必须有长期艰苦的思想准备,没有十几年几十年的冷板凳,文学期刊的研究是做不好的!我们这个学科,史料建设起步太晚,到现在也还没有把“家底”摸清楚,《现代文学总书目》是出来了,但文学期刊与文学副刊就说不清楚了。真希望你把文学期刊的总目录整理出来,给学科提供一种认真研究的基础……樊骏先生关于学科建设与文学史料发掘、整理的远见卓识,使我深深感到震撼!人活一生,岁月匆匆,再加上主观、客观的限制,能够做到、能够做好的事情,实在太有限了!如果能够在纷繁的事务中自觉地挑拣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去做,因而也使非常有限的生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那么,樊骏先生提醒的,恰好是最佳的选择。

2006年2月,樊骏先生唯一的一部论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我不久就收到了赠书。我当时很想写点什么,但随即就读到严家炎等先生的序言和评论,他们已经把该著的学术贡献、樊骏先生的学术追求的特色,特别是那种极其独特的人格魅力,述说得非常到位,评点得更加精彩,我实在没有插嘴的余地,也就搁笔了。转瞬又是十个年头,评论、纪念樊骏先生的热潮虽然已经过去,但现在可能更是重新记起他、述说他的时机。我私心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的出版,使许多人认识到樊骏先生作为现代文学学科“守护神”的独特地位和作用,这只是一种显在的认知；其实,他的这种贡献,更多的是潜在的影响,是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关爱,这充分体现在扶植、教诲、指导、奖掖像我这样与他毫不相干的许许多多小人物!

樊骏先生要求于自己的,往往是常人无法企及的,所以他的存在,绝对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神话；而他要求于他人的,即使平庸如我辈,只要不言放弃,坚持下去,就完全可以做到,有时甚至可能做好,所以他又是现实可行的规范。樊骏先生的学术追求,在学术已然被完全“量化”的当下,可能是一种异常奢侈的标准,但放置到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考量,又绝对是学术发展的必经之路,舍此就必然深陷歧途!

樊骏先生既然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走完了一生,我相信,在彼岸世界里,他依然不会寂寞。愿他闲适,祝他飘逸!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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