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行程两万里赋诗五百首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两次入蜀写下三本蜀道游记

来源:华西都市报 2016-11-24 08:28 https://www.yybnet.net/

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两次入蜀写下三本蜀道游记

剑门关栈道，王士祯当年途经这里。（高宇供图）

《蜀道驿程记》交通路线示意图。该图采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图，笔者绘制出《蜀道驿程记》记录交通路线图。上面一条是王士祯从京师到四川所经路线，下面一条是从四川到河南所经路线。沿途经过北京、山西、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河南七省市，全长4500多公里。（高宇供图）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看来旅游由来已有，并非现代都市人的专属。数百位入蜀的文人墨客之中，清初杰出诗人、神韵诗派的鼻祖王士祯显得卓尔不群。这位山东大汉是个旅行达人，他在20多年之间两次入川，累计行程两万余里，写下了3本蜀道游记，还有500多首蜀道诗歌。

第一次入蜀，王士祯正当盛年，意气风发，游兴颇浓。以蜀道为轴线的中西部名山大川，令这位生长在华北平原上的年轻诗人大开眼界。蜀道沿线南北汉唐盛世的历史遗迹，秦汉三国以来英雄豪杰的“创业故事”，以及历代文人骚客的风流韵事，都让他诗兴大发，文思如泉涌。

王士祯入蜀两次肉测蜀道，拜访前朝诗人故地，游历天下绝险。他以“蜀道集”来命名自己首次入蜀的诗集，这在历代诗人中较为罕见，张维屏在《国朝诗人征略》中评价：“渔洋入蜀后诗骨愈苍，诗境愈熟，濡染大笔，积健为雄，直同香象渡河，岂独羚羊挂角。”杨际昌《国朝诗话云》云：“王新城诗，一代宗匠，总是风骚绝世。论魄力，《蜀道集》最胜。此等格调，皆不愧少陵夔州作也。”王士祯是山东新城人，号“渔洋山人”，这些评价的意思是说，他早年诗风清新淡雅，两次入蜀之后文风变得苍劲有力，意境深远，笔力雄厚，文字如大象过江一样脚踏河底，精辟透彻，而非仅仅注重诗歌的意境，飘在半空。这样独领风骚的格调，在杨际昌看来，并不逊色于杜甫的游记《夔州歌十绝句》。

【王士祯其人】

王士祯出生于1634年，清代山东新城（今山东淄博市桓台县）人，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他原名王士禛，死后因避雍正帝（胤禛）讳，诏命改称士正，乾隆年间又赐名士祯，补谧文简。室名带经堂，聚书室曰池北书库。他曾官至刑部尚书，后因受王五案失察牵连，被以“瞻循”罪革职回乡。6年之后，康熙帝眷念旧臣，特诏官复原职，一年之后辞世，享年78岁，是历史上一位高寿的诗人。

自古文人皆入蜀

蜀地位于中国的大西南，这里山川秀丽，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自古号称“陆海”、“天府”。

不论是从政治军事，还是从经济文化方面来说，蜀地在中国都具有举重轻重的地位。不少外地人，尤其是官员学者，或奉命，或慕名而来寻访蜀地，形成了“自古文人皆入蜀”的文化现象，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根据武联群在《试论历史上的文人入蜀现象》一文记载，在唐代，初唐四杰、张说、苏颋、高适、杜甫、岑参、元稹、贾岛、李商隐等著名文人都曾入蜀。宋朝的文人更是热衷于入蜀，在北宋入蜀的就多达200余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韩琦、张咏、宋祁、文彦博、李复、蒋堂、张方平、赵抃、范纯仁等；南宋入蜀的文人则有100多人，其中著名的有王十朋、陆游、范成大等。

文人入蜀，雁过留声，如李白者“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他们大多留下诗歌和即兴散文，很少撰写游记，入蜀主题的日记体游记散文更不多见，宋代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算是其中凤毛麟角的作品。

元明清时期，四川因大规模的战争而遭到严重破坏，士人游蜀之风式微，到清代中期以后虽渐渐恢复，但游蜀诗文作品仍然不多，日记体综合性的游记更是屈指可数。在此背景之下，王士祯两次奉命入蜀，撰写游记《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和《陇蜀余闻》，是我们研究清代蜀地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

酷爱旅行的王士祯

王士祯的一生以其卓越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被誉为清初诗坛领袖、一代诗宗，历任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少詹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刑部尚书等职。因其诗文为人称道，康熙皇帝还下诏要他进呈诗稿，诗坛新人到京城寻访名师，往往首先拜见王士祯。他著作等身，撰写了《带经堂集》、《渔洋诗文集》、《渔洋精华录》、《居易录》等三十余种、四百余卷，其文体达数十种，仅创作的诗歌就有四千余首。

除了爱好写诗，王士祯还是一个酷爱旅行的文人，翻看他的目的地清单，你可能会萌生想和这位有钱有闲的土豪做朋友的念头：顺治十三年（1656年）春游长白山，四月东莱观海；顺治十四年（1657年）八月游大明湖；顺治十七年（1660年）游扬州，冬至常州；顺治十八年（1661年）至苏州，过无锡，登惠山，冬赴淮安甓社湖；康熙元年（1662年）游江阴、登君山、归过丹阳、登观音山、临曲阿后湖；康熙五年（1666年）过青州，冬入京师；康熙十一年（1672年）正月游西山，六月奉命典试四川乡试；康熙十二年（1673年）居庐；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奉命祭告南海；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元旦谒五祖山，二月抵广州入南海神庙，四月过肇庆，登七星岩，游庐山；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他在72岁高龄的时候，还奉命祭告了长白山、五岳。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且不说这些游历是否是自费度假，单从他的文风来看，名山大川让其眼界大开，穷山恶水令其别有体悟，特别是两次游历蜀地，成为他人生的特殊经历，诗风变化可见一斑。

两次入蜀写游记

王士祯两次入蜀，笔耕不辍，写下了不少诗歌和游记。他游蜀的山水诗，在清丽空灵之外，增加了雄情苍茫、充满力度的表现。无论是长篇纪行或是五、七言近体，皆雄浑壮美。除此之外，他在蜀地孤凉的思归情怀、蜀地山水闲适幽静的一面，都在笔下一一呈现。他还以白描手法撰写民歌如竹枝词等，展现了他的蜀地山水诗的独特与丰富。而其入蜀游记，与诗歌风格不同，则采用了宋元以来流行的行纪体例，诗文合璧，堪称清初同类文献的典范，被后学不断模仿、效法。

康熙十一年（1672年），王士祯“命偕郑工部次公，典蜀试”。他在38岁这年首次入蜀，典试四川之余，不仅写诗350多首，还将其所见所闻著录成《蜀道驿程记》一书，内容多辨证古事。这本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载了自京城出发，途经山西、陕西到达四川，历时62天沿途所见所闻所感。因典试，他在成都停留了将近一个半月。在下卷中，他描述了自成都经重庆、湖北到达河南新乡县，历时43天的见闻，“因年于新乡，闻讣旋里”，未及还京故也。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蜀道驿程记》并非一气呵成。王士祯从入蜀当年开始撰写，过了二十年，直到康熙辛未（1691年）才最后成书。

时隔25年之后，到了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王士祯在63岁高龄的时候第二次入蜀，“奉命典四川乡试，又奉命陕西四川祭告西岳”，撰写了第二本入蜀游记《秦蜀驿程后记》。再写蜀道，他有意增添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例如每走一日，便做简单的天气预报“晴”“大风”“雨”“阴”，还有做简单的行程计算如“行六十里”“行一百二十里”等，《秦蜀驿程后记》上卷，除少数的风景忘乎所以之外，几乎每天都在记录行程。但在下卷，他很少记录每天的行程，这也许是因为返程路上美不胜收的风景，让他又恢复诗人天真烂漫的本性。

在这两次入蜀中，王士祯行程两万里，赋诗五百余首，还撰有《陇蜀余闻》一书，记载了在入蜀途中采集的民间故事，包括杨慎夫人黄峨的散曲成就，大雅堂的来历，还有关于峨眉的貔貅传闻，读起来妙趣横生。

这三本游记，在清代和民国时期都有单刻本问世，还收录入《小方壶斋舆地丛抄》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纠正郦道元的谬误

王士祯两次入蜀，从京师到成都的路线几乎一致。第一次写游记时，他侧重对地名沿革的阐述；而在第二次时，他仅提到两个地区的沿革，更多的是对古迹的描写。在他看来，蜀道沿途的地名，取名来历都值得深究，因此，他路过每一个地区时，总要对地名引经据典进行详细考证。

蜀道沿途的地名，多以历史典故、历史人物、故国、故城等人文地理因素命名。例如，王士祯在《蜀道驿程记》中考证了广元县因历史典故、古籍记载命名：“广元县……《华阳国志》曰晋寿县刘氏更曰汉寿，蜀梼杌曰利州，四会通达之地是也。”又如有“川陕通衢”之称的山西灵石县，因祥瑞物而获名，他在游记中记载：“灵石者，《志》称隋文帝幸太原于此，获一石，文曰‘大道永吉\’，因置。”

他在游记中不仅对地名渊源进行阐释，还对一些地名进行考证、辨析，纠正前人游记中的谬误。例如，他到达白帝城后，就考证了郦道元《水经注》对此的记述：“下为下关城，稍折而南即白帝城，二城犬牙相连，城枕白帝山，石垣缭绕，上极青冥。《水经注》所云：白帝山北缘马岭，接赤岬山，其间平处，南北相去八十五丈，东西七十八丈，东傍瀼溪，即以为隍，西南临大江瞰之，眩目者也。然《入蜀记》谓瞿唐关，唐故夔州与白帝相连，关西门正对滟滪堆，则临瞿唐者当是唐之夔州非白帝矣。羊肠数转始达绝顶，正俯瞿唐两崖，滟滪石在其西。”

在他看来，《水经注》中关于白帝城的描述有误，“长江由西南曲曲而来，江面宽阔，转而东流涌入夔门。登临山上白帝庙前俯瞰大江，可谓窥之眩目，白帝山城即今白帝庙址，其山北坡地略缓，当属马岭所在。”从《蜀道驿程记》记录蜀道局部路线图上可以看出，唐之夔州与白帝城相去不过8公里。王士祯以陆游《入蜀记》中的记录为证，又通过实地考察，证实《水经注》把夔州和白帝城的位置弄错了。由此可见，作者对地名地理考据精细。

游乐山大佛寻碑刻

王士祯入蜀游记不单纯记录自然风景，并且对民风民俗、景观来源、今昔对比加以说明，目的就是要“记其衰，后有揽者，参互考之，可以观世变云”。

历时九十载竣工的乐山大佛，就有王士祯考证碑刻的足迹。大像阁曾是覆盖乐山大佛全身的阁楼，南宋地理志中的《舆地纪胜》记载“建七层阁以夜之”，可惜在战争中遭到焚毁。那么大像阁究竟毁于何时？文献中此处疑点互相矛盾，王士祯对此也有考证。

嘉庆《乐山县志》记载“明之毁于兵”，民国《乐山县志》云“明末催于兵资，袁韬毁之”，都认为是明代毁掉的。但明人诗文证明“这个锅我们不背”，明代尹东郊《重修凌云寺记》里大像阁只剩“遗刻”，明人任纶《题大佛》诗云“可怜世历风霜古，销却金衣变草衣”，说明大佛处于露天、杂草满身，并无大像阁覆盖。由此推测，大像阁的焚毁应当早于明，可能毁于宋元之际或元明之际的一次战争。王士祯并没有考证到确切的时间，只在《蜀道释程记》记载，“舟人报，船泊大像阁下”，又说“旧有佛阁，亦毁于兵”，描绘了清初游历，船工报站停泊在大像阁下，但却看不到大佛阁的情形，原因是在兵祸中遭到破坏。

此行嘉州，并非游山玩水，他真正的目的是寻找唐碑刻《嘉州凌云阁大象记》。据史料记载，建造乐山大佛时，韦皋亲自主持完成并撰文记其本末，形成《嘉州凌云阁大象记》。后大象阁垮塌，上下通道断绝；同时岩畔藤萝荆棘竹类丛生，遮掩了碑刻，以至于明代以后，就不被人知了。王士祯在书中记载：“嘉州凌云大象记，韦皋文，张绰书。字画雄伟，寻之不可得”，继而觉得“毁碑已久”。可喜的是，这块唐代碑刻于1984年在大佛脚下被罗孟汀发现，得以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