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手”师永刚：从策划畅销书到历史小说家用历史与想象“重新触摸到青春的皮肤”

用历史与想象“重新触摸到青春的皮肤”

这两本小说以及我之前在部队所发表在国内各种报刊的那些诗歌，是我最值得看重的东西，也是闪烁着我的才华与精神的自传作品。

很多读者对师永刚这个名字熟悉，是因为这个名字曾与编《宋美龄画传》《蒋介石画传》《邓丽君画传》《切·格瓦拉画传》《三毛1943-1991》《邓丽君私家相册》《雷锋1940—1962》《红军1934-1936》等畅销的名人画传联系在一起。

师永刚主力策划编著的名人画传丛书，在出版市场上掀起画传热潮，发行总量达上百万套。他研究凤凰卫视的专著《解密凤凰》成为媒体焦点，研究《读者》杂志的专著，先后以《读者时代》《读者传奇》图文版、《读者故事杂志版》《解密读者》4个版本发行，创下媒体研究专著发行超过30多万套的全新纪录。

2008年出版的《国人到此，低头致敬》，开拓创新了博物馆的表达方式。不过，编著畅销书，不是师永刚的全部。他还是一名诗人，一个写长篇小说的作家。

我曾经是一个诗人 一个小说作家

当代书评：《最后的骑兵》此前就曾经出版过。这次跟《迷失的兵城》一起重新出版，契机是什么？

师永刚：《最后的骑兵》最早写于1999年，我即将离开部队。回到兰州后，我与朋友们经格尔木去西藏。暗夜驱驰在茫茫雪色中，一瞬间，我恍惚觉得重新回到了当年曾代职过的骑兵连。这触发了我写作骑兵连的决心。

从拉萨回到兰州，我用了将近两个月时间，将这本书写完。这部小说写完时，也是我将要离开军队的时间。这本书是为15年的军旅青春的纪念。最初出版后，被改成了电视剧，当时的《东方时空》栏目还对我进行了采访。

这次重新与《迷失的兵城》一起出版，是我一直有个愿望：将小说重新出版，作为对那段青春历史的回望，同时也想告诉自己，我曾经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作家。

当代书评：《最后的骑兵》《迷失的兵城》被编辑定义为长篇纪实小说。在您的这两本书中，历史纪实非虚构与文学虚构的比例是怎样的？它们之间是怎样融合在一起的？

师永刚：这两本书，最早构思于我在从军时。当时我还在遥远的古诗词中的凉州（现甘肃武威市）从军，带着边塞诗人的苍凉梦想与在干寒的西北风雪中，寻找自己想象中的西北。这两本书都有我身上的某种强烈的精神自传性质以及现实中的某些难以割舍的传奇情节。这两本历史军事小说，某种程度上是我15年军旅生涯的总结与回望。最早的时候，我曾经想写完整的所谓非虚构作品来呈现我感受到这些传奇经历。但后来发现过于真实的东西，有时会掩盖传奇以及那些精神世界的诗意以及神秘性。所以我就选择了将真实的故事，做为一个内核，而那些属于西北某种特别的、神秘的、情感的东西，则被我用虚构的外衣给包装了。我渴望即使在小说中，也可以找到那些曾经感动并让我啸然长叹的大历史故事。在《迷失的兵城》中，对我来说，这支古罗马战俘的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通过寻找消失的异域雄师在当下的中国军事小说中，找到一种全新的表达。

值得关注的是，在成龙主演的电影《天将雄师》放映时，成龙曾说，他的灵感来自于他看到的《中国青年报》上那篇关于甘肃永昌古罗马战俘城的报道。至于《最后的骑兵》的故事，是在我去青海高原上的某个骑兵连挂职3个月时，就发生了。这本骑兵连的传奇史，其实是关于中国骑兵史的某种思考与想象。

独特的游吟与地理训练 促使他开始了跨界写作

当代书评：创作写跟历史有关的小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师永刚：创作历史小说，最大的困难是你很难找到历史的细节，以及可以支撑你写下去的历史资料。如《迷失的兵城》中的依据，仅来源于《汉书》里那条不足200字的记叙。《最后的骑兵》的野马以及成吉思汗与骑兵的故事，只有传说以及歌谣。这些历史的线索，对我来说，其实已经足够了。

我可以写下去的勇气来源于巨大的想象力，以及到现场的地理考察。客观上，这些最后都化成了历史的细节以及那些原来就存在的故事。我只是透过想象，把他们描述了出来。

当代书评：您有长达15年的军旅生涯。这15年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对后来的写作起到了什么作用？

师永刚：某种程度上，我15年的从军生活，也是一次游吟骑士或诗人的经历。我在军队深度经历着即使在唐时的那些边塞诗人也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在军队的时光，我熟读了几乎所有的边塞诗，并写作了许多所谓的新边塞诗，来咏叹青年以及北风寒，并出版了一本诗集《仰望灵魂》。但我受益巨大的则是，我的军事记者职业，这种新闻报道式的训练，造就了我对故事的敏感以及传奇的挖掘能力。

这些独特的游吟与地理训练，使我对历史的认识广度、甚至对历史人物以及所谓的跨界写作，包括对新鲜事物的好奇，都有一种天然的接受度。而这也是我在离开部队20多年后的今天，所从事的所谓新历史说明书式的写作以及传播，都有着独特的认知与关注的根源吧。

重新触摸到青春的皮肤 以及当年的热血情怀

当代书评：《最后的骑兵》和《迷失的兵城》都是跟历史、军事相关的小说。策划编著面对大众普通读者的名人画传，跟写比较有历史深度的文学创作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两者是怎样的关系？

师永刚：我并不觉得编著那些名人跟我写小说有太多区别。在我写之前，关于名人的书，都已经出版过很多种。我编著宋美龄、三毛等人的书的动力，来自于我对这些所谓的名人出版的某种不满，以及某些非黑即白的简单价值观。

当时，包括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的书，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定位均有局限。我要做的是，找到一种这个时代新的阅读方式。这种全新的名人画传，基于大家陌生的历史照片以及大历史观的传记，加之新锐的设计与推广，使画传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一个新的现象。2016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集中推出的这两本军事长篇小说，我认为是我对自己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甚至诗人的追认以及致敬。我到现在也认为，这两本小说以及我之前在部队所发表在国内各种报刊的那些诗歌，是我最值得看重的东西，也是闪烁着我的才华与精神的自传作品。

尽管这些小说与诗加起来的影响力与发行量，都没有我后期写作策划出版的《宋美龄画传》《蒋介石画传》《邓丽君画传》《三毛1943-1991》等书销量的十分之一。但是，重读这些当年的少年才气与西北气质，会让我重新触摸到青春的皮肤以及当年的热血情怀。

当代书评：怎么判断当下的图书出版市场？

师永刚：我对当下的各种快销式的出版热，如当年我们带起来的画传热、博客书、杂志书，以及现在类似“从你的全世界走过”等励志鸡汤式快书，基本上只是冷静观看，不介入，不评价。这些热很快会过去，我关心的是，流行过后，可以留下什么，这才是关键。

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 绘图/罗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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