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事件”：公共与法治的双重考题

编者按

只要你有微信朋友圈，今天就不太可能从《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刷屏中摆脱出来。刷屏最多的无疑是这一句：“罗尔是湖南衡阳籍作家，他女儿罗一笑小朋友得了白血病，他心急如焚，但没有选择公益捐款，而是选择卖文，每转发一次，小铜人公司向罗尔定向捐赠1元；保底捐赠两万元，上限五十万元；截止月日零时。”

然而，事情出现了反转，有人质疑这是“带血的营销”，罗尔此举是在借女儿患病一事营销“P2P观察”平台及其幕后推手深圳小铜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也有人爆料罗尔有三套房两辆车，还有自己的公司，而且罗一笑的治疗费医保报销后只需自付三万元。各种质疑声不断发酵，不少人从同情变成愤怒，从爱心变成了伤感。

原本一场高大上的慈善活动，最终演变为网络“口水战”。到底谁是谁非？如何看待民间慈善？我们编发几篇稿件，从不同视角试图予以解读和剖析。

□鹤 丁

这是一次不大不小的信任危机。一腔热血变成一地鸡毛后，摆在人们面前的是这样的考题：在完全陌生人化的网络空间，如何表达爱心？如何防止爱心变伤心？求助与骗捐的界限在哪里？

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对“公共生活”与“法治生活”的双重检验。

需要肯定的是，网络自媒体平台上的慈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公众的“公共精神”。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救助，往往被认为是“政府与企业家的事”；今天新媒体的低成本，让很多普通人迈开脚步，去践行公共精神，去兑现“一元钱也是爱”。然而，一方面，“注意力经济”致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总在看不见的地方”，沉默者仍然“沉没”，花样翻新的求助方式却滚出巨大的雪球，甚至超出了当事者的控制和意料；另一方面，新媒体极大地降低了一呼百应的成本，放大了众人拾柴的能量，却也带来更大的信息壁障，让人真伪难辨。

如果因为一个人一次不当的营销，让全社会在“爱心”议题上撕裂，让“含泪转发”者感觉道义受挫，让“幸好没转”者对他人“智商碾压”，让热乎起来的社会心态乍暖还寒，既让捐赠者委屈，也让所有人可惜。无论如何，真实社会中有很多“罗一笑”值得社会去关爱与救助，不应该让营销者反复攫取社会的注意力资源，却将真正需要施以援手的人挤出公众视野。

要更好地呵护“公共精神”，就需要完善“法治生活”。今年9月1日，中国首部慈善法开始施行。现实总是在超前处、交叉处给出考题，正如慈善法专家指出的，帮助罗尔营销的公司可能因为“非法募捐”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罗尔通过个人公众号“卖文”打赏属于个人求助而非募捐，不受慈善法的调整。个人求助和个人募捐究竟应该如何清晰界定？公募主体的界定、公募行为的规范应该如何对接信息社会？

既然新闻能很快反转，“爱心”不能撤回吗？打赏者能否根据合同法中“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行使撤销权从而撤销打赏？微信平台能否根据《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使用协议》，认定罗尔“隐瞒真相以误导、欺骗他人”并冻结其账户？新媒体时代的爱心需要接力，更需要细致的规则和机制保障。

民政部门若能及时介入，把罗尔事件做成经典判例，无疑是对公众爱心、民间慈善“可持续发展”的保护。社交平台的募捐规范、信息审核，同样可以以此为契机，建章立制、调整改善。

在公共生活中，涵养信心和信任；在法治生活中，完善规则与制度。唯有这样，才不会让公众的爱心在一次次“狼来了”中被消(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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