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大众，没有文化

凉山文明的探望

文/安东

“站上山头，费孝通放眼眺望。层叠的山脉由深渐浅的颜色铺排开去，近处的松林在灿烂的高原阳光下苍翠欲滴；解开夹克外套的拉链，白色的衬衣迎来一阵乡野的微风……”那天，我读到这样的文字，仿佛看到睿智的长者，凝望着西南的凉山。如此文字，也把读者带进了历史文化的场景。

这是早年在四川美院专攻绘画、以后到报社当了新闻记者、一直对文化钟情的何万敏，近期铺就的一幅关于凉山的文化长卷“凉山探望”系列图。

大凉山神奇的土地上，重叠的山脉由深渐浅；高原的阳光灿烂，近处的松林苍翠欲滴。静静地眺望，有耀眼夺目的“灿烂”，有令人惊叹的“神奇”，有隐隐约约的“神秘”，这是大自然的魅力，当然也是凉山的魅力。

魅力，总有最深处的灵魂作为支撑，而魅力的灵魂是什么呢？正是“灿烂”、“神奇”、“神秘”的种种。如宇宙的日月星辰、风雾雨雪。宇宙的奥秘，就是宇宙的魅力，宇宙魅力的灵魂。

而凉山又有着怎样的魅力呢？对于我们这块耐以生存的土地，凉山魅力的灵魂则是：远古文明、三星堆、巴蜀图符、古彝文字、毕摩、古彝文化、茶马古道、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俄亚、泸沽湖、女儿国、木里藏族、纳西族、摩梭人等等，人类从古至今的文明积淀

何万敏先生正是用《山谷中传来遥远的回声》《远古文明肇始留下的难解密码》《筚路蓝缕，差点被遗忘的南方“丝绸之路”》等文章，把凉山的魅力，凉山魅力的灵魂打捞、串联成一串串耀眼夺目的“南红玛瑙”，让其站立于大凉山的山头，怀揣开阔与包容的心灵，深情探望眼前的凉山。

凉山探望，这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态度。

凉山探望，这是一种自主，更是一种自信。

凉山探望，这是一种谦逊，更是一种豪迈。

凉山探望，也是一种神秘，更是一种奥秘。

当凉山起身，并站立于大小凉山的每一座山头，开始向外探望，外面的视线也开始转向凉山，发现不一样的凉山，看见不一样的凉山。

在各种方位和角度的探望中，显然，何万敏的见解自有独到之处。

在他的笔下，一幅幅凉山文明的地图，充满历史与文化的魅力——

“在藏彝走廊上，远古先人们为民族迁徙计、对外贸易计和文化交流计，南来北往、车水马龙，踩碾出了几条古代交通道路。后人们拨开草丛，在荒弃的遗迹上抚摸、辨析，而后发现一些叫‘蜀身毒道\’，一些叫‘茶马古道\’，绵延不绝。漫长岁月中，它们不仅是中央王朝执政用兵的官道，也是早期就与国际接轨的民间跨境商道。古道归去来兮，‘藏彝走廊\’正是这些古道驻足的家园。”

“山谷间躬身耕作的人们，间或抬头仰望天空，只见湛蓝衬托白云滑向山际，直到太阳也将西沉，炽烈的光照才焕发出温柔的暖色调。坐在俄亚的东山头，呆呆地俯瞰着俄亚大村袅袅升起的炊烟，时间仿佛是凝固的。我知道，一天又将告别；唯有文明，仍在悄然延续。”

“新闻报道与诗文虚构同时迸发时代的热度，哪儿像那些冰冷的旧物。对于那些沉睡的文字符号，又从何下手一一辨识呢？自己的祖先，自己的神奇，自己的谜语，早已组构为历史传奇。仰望高山，穿越林莽，我们难免会生发千奇百怪的想法；各种传说依然如魔法宝石般变幻着闪烁的色彩，若隐若现诱引后来者艰难地寻找答案……”

这样的文字出自何万敏之手，但它一定是属于凉山的。

文/何万敏

《只有大众，没有文化》是《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的作品集。在刊物供职十几年，写出几百万字的采访和评论，主题大都围绕文化、艺术、娱乐、商业、受众、审美等话题，记录了中国大众文化的点与面，更呈现了中国进入商业时代后在各种规则不健全下种种文化怪象和幼稚的文化消费心理。他按照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对“大众文化”定义的标准，试图从一个角度厘清大众文化究竟是什么：

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在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提下，为了满足精神需求才出现的，它的目的是丰富生活内容，它的方式是精神消费。当消费关系形成，大众文化才能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人精神世界的实质——这才是大众文化的核心所在。

他讲述鲜活案例和剖析个体成长，失望地发现现实对应理想的偏离，说明我们当下虽然可以拍一部好莱坞式的商业大片，可是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商业操作水准几乎还停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中国大众文化已经越来越直接、简单、粗暴地成为一个变现工具，不仅制造者逐渐丧失理性，连同这种文化下培养出的受众也丧失理性，集体沦落成毫无审美情趣和判断标准的纯消费动物。

一般提到文化研究的起源，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具有奠基之作的地位。这本经典著作初版于年，而被视为最早的文化研究机构“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已迟至年。在对“大众与群众”“大众传播”给出界定之后，雷蒙德·威廉斯就大众文化的几个方面详作阐释。早已时过境迁吧，可我竟然觉得他观察的是当下中国：

我们面临的事实是：现在有大量低劣的艺术、低劣的娱乐、低劣的新闻、低劣的广告和低劣的论证。那些通常会分散人们注意力的论证不可能会改变我们这个结论。我们断定是低劣的东西，其制作者中大多数人自己也知道是低劣的东西。你问问任何一个新闻记者或撰稿人，他现在是不是接受那个著名的定义：“低能的人为低能的人所写的东西。”他一定会这样回答，实际上那些低劣的东西是技巧娴熟而且才华横溢的人为这样的一些公众所写的，这些公众没有时间，或者没受足够的教育，或者说得明白一点，没有智力来阅读任何更完整、更认真、更接近众所周知的解释或论证原则的东西。直接了当说他们，读不了任何好的东西，这不是更好吗？

“生长于西南小城，作为中国最普通的‘民二代\’，郭敬明把握了大时代的小机遇，发达于超级大都会，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小时代。”出人意料获得《南方周末》年度致敬者时，连郭敬明本人都颇感意外，兴奋的他为赶颁奖礼，特意从罗马片场抽身，在俄罗斯转机等待6小时后赶回国内。捧起奖杯时他感慨万千：“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南方系心中的少年英雄是另外一位，而我正好是他的反面，但今天没想到的是我……”台下一片沉默之后，响起满场的掌声和笑声。《南方周末》在致敬理由中接着写道，“他是作家、出版人、导演、商人，他制造的文化产品，抚摸并撩拨了那些迷惘的青少年，成为他们的趣味代言人。他备受争议，又无可置疑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成为耀眼并年轻的‘富一代\’。”

除了身份，“备受争议”的评价也很确切。即使不算刚出道时的“抄袭门”，近些年《小时代》电影系列每每上映，口水都随票房一起飙升。4.亿、2.亿、5.亿、4.亿，四部累计接近亿元的票房，是多少电影人梦寐以求的成绩。而这边厢的差评“攻击力”十足：不折不扣的烂片，零营养、无高度；一部暴发户和意淫狂的致青春，也是一部铜臭味与娘炮香混杂的狂想曲；它不仅外在奢靡，内在也衰朽得出奇。仿佛习惯了一切的郭敬明倒也不避讳，《小时代4》干脆叫《灵魂尽头》，某杂志对他的专访标题是《理想已死，成功万岁》。文中写道：“因为《小时代》不仅让新一代青少年的旨趣浮出水面，更迫使成人世界面对并接受他的存在。他的经历诠释了中国社会的深刻事实：成功万岁。”

“代沟”，这是《经济学人》对《小时代》报道的标题。文章说，这部刻画了中国城市青年人享乐主义的电影暴露出了中国社会的巨大代沟：成长于动荡却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毛主席时代的人们认为电影折射出了社会道德沦丧的一面，在和平繁荣时期长大的独生子女一代则感到被深刻共鸣了。这份老牌的英国经济杂志把郭比作“牧师般的存在”——传播优美动人的福音，但不管现实如何，也不会承担责任。文章开头使用并详细解释了一个词汇：香槟社会主义者。“用来描述声称支持社会主义的高收入者，其上层社会生活方式与其所鼓吹的社会主义相悖。”

小粉丝惊叫也好，老男人蹬脚也罢，电影的名利场已迎来一个比拼烂片的时代，却是不争的事实。年票房前十的《捉妖记》《寻龙诀》《煎饼侠》，包括火爆年的《美人鱼》，所谓的“粉丝电影”，几乎就等同于“偶像经济”的代名词，璀璨烟花绽放的茫茫黑暗中，金币辉煌地填充现时代的梦想。

有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踏进混淆着青春香气和尖声惊叫的影院，和小青年一起看电影，仿佛年长一些都是一种罪过。不是不自信，而是不能淡定，气场使我周转不灵。

睿智的电影理论家早就看出来，电影作为雅俗共赏的艺术，当然拥有雅与俗的双重性。其间的界线看不清摸不着，两者几乎是相互交织的，味道依赖于烹调师的手艺：

许多人，其中包括著名的艺术家和评论家在内，都相信艺术的目的只是娱乐。而另一些人，同样也是专家和名人，却无法使这种观点同他们的良心或经验相适应。他们认为，一切艺术顾名思义都必须有助于提高接受这种艺术的人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罗马诗人霍拉斯在他的《诗艺》一文中曾经试图调和这两种观点。他说：“谁能把使人提高的东西同使人高兴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既娱乐听众又教育听众，那么他将赢得普遍的欢呼。”

虽然上述雅致的折衷言论经常为人引用，但它在实际上却没有起过什么作用。从有评论以来，那些把艺术看成供个人享受的人，同那些把艺术看成在道义上使人向上的工具的人之间，仍然自始至终存在深刻的分歧。近年来社会空前重视娱乐……这种娱乐对道德水平也可能起或好或坏的作用。

让冯小刚百思不得其解的正是，煞费苦心用情感宣泄包装历史冷静的《一九四二》，内敛、隐忍、厚重地表达生命的苦难历程，却难以获得市场温暖的拥抱与抚慰；借清洁阿姨体验过上富豪生活，嘲讽有钱人不一定快乐，连带打包羞辱官场、反腐倡廉、呼吁环保等社会热点的《私人定制》，春晚小品般拼贴笑料的开心一刻，反倒轻松赢取票房成绩7亿元，占领年内地电影票房排名第四名。

整个社会形态悄然发生的裂变，真的让人在欢呼新鲜事物不断闪烁与珍视坚守信念更具力量之间，变得不知所措。

“老炮儿”的不愿妥协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因为“时间无多”。《老炮儿》由管虎执导，大众的话题则集中在担纲主演的冯小刚身上，片中处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很多人觉得他与片中的六爷完全“臭味相同”：江湖，嘴欠，血性，守旧，关键是不肯与他认为“不合规矩”的事妥协。德行使然，他口无遮拦——“我喜欢说话直截了当，不遮掩，直抒胸臆，敢于亮出自己真实想法。大家都一调门儿多无聊呀。”有时候，“我觉得跟这个世界没什么可聊的了。”

不可聊，不是世界苍白了，恰恰是太过复杂了，弄得人心浮躁，并且乱得毫无头绪。有时，冯导大度袒护观众的口味：“我说过，电影就是盲肠，其实没那么重要。但生活太乏味了，观众需要放松……你可不能认为大家喜欢看轻松的电影就说现在的观众俗。”有时，他也相当困惑：“大家都说，我们电影里的人物不饱满，要写人性的暖，就得有人性的恶。现在是只能写人性暖，不能写人性恶。”有时，他干脆拒绝：“观众热衷爆米花喜剧我理解，但我无心伺候。”

顺理成章，新片《我不是潘金莲》被定位为冯导的“文艺片”，他自己则认领了“冷幽默”叙事，有点认真，有点严肃，有点不苟言笑，不管公众心底是否偷着乐。我的直观感受是，想叠加的社会内容太多，以至填得满实，顺着事情捋一遍，也就缺少跌宕起伏，平了。这恐怕吸引不到“小鲜肉”涌向影院，所以“老炮儿”厚着脸皮开撕万达公子王思聪，影院外来一场庸常的“骂战”。

算了，我不再八卦了。如今只有大众好像也是挺让人担心的事，至少“我们这一代”心里放不下，显然不会那么轻松，那么情愿把过重的包袱卸下。保持一颗更加开放、更加真挚的心，向着前路是否更加舒坦呢？过往数千年人类社会一直是在新旧更替中走着，任何阶段，信守基本价值、推崇自由精神，肯定都是社会进步必备的定力。大众文化呈展给我们的脸庞新鲜夺目而朝气蓬勃，在倡导文化多样化的大背景下，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关注和释读。由此可以拥趸，可以厌恶，甚至只是做一个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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