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铁路客票 售票一律“无座”

曾经，火车“有座”并非必需品，而是一种特殊享受；如今，“有座”成为常态。在民国时春运会是怎样的呢？

铁路客车车厢有三种

民国时期，铁路客车车厢主要有三种：头等车、二等车、三等车。这是法定车厢，一般每趟车都会加挂。比如张作霖被炸死时所乘那趟车，就加挂了头等车8节、二等车3节、三等车5节。

头等车一般是政府要员、外国人、大商人、社会名流坐的。座位为软座，铺着地毯，化妆室、卫生间等一应俱全，并且一般带有卧铺车。

二等车的乘客主要是政府低级职员、白领和小商人等。座位也是软座，设备较头等车略差。有单纯的座车，也有附带卧铺功能的座车。后者白天是座位，晚上长椅为下铺，靠背支起当上铺。

三等车的乘客更加广泛，全是硬座车，车座为木质硬座。

三种车厢，全都是“无座”的：车票票面上只有发到站、票价、车厢等级等信息，没有座位号。所有乘客都是上车找座位。

头等、二等车的车票很贵，且有身份限制，普通百姓不但坐不起，也坐不上。大多时候，这两种车厢比较空荡，上车不愁找不到位置，最痛苦的是三等车的乘客。

那时候，乘车顺序一般是这样的：买票、候车、检票、上车找座。因为没有对号入座制度，整个过程都是争先恐后的场景。那时也没有预售票制度，火车票是大站开车前两小时开始售票，小站1小时。

抢座位是个技术活

上车找座更是个技术活。当时有人描述上车抢座的情形：“当你三次（买票、检票、上车）从争先恐后的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之后，一面喘着气，一面像老鹰捉小鸡一样目光炯炯找寻车上的座位，看见那边有空，便赶快一屁股坐下。”

巴金在《平津道上》里就描述了从天津坐火车到北平的情况。他买了一张三等车票，“三等车厢里的拥挤，简直使人想象不到。一开门就只看见到处是人头。”他提着大藤箱，走过了一个又一个车厢，每看到一个空座，刚要坐，立即有人阻拦说“这里有人”。一直走到最后一节车厢，才总算找到一个位子。

像巴金这样的斯文人，抢个位子不容易。而丰子恺提起在火车上抢位置的事情，就一肚子气：“不说车厢社会里的琐碎的事，但看各人的坐位，已够使人惊叹了。同是买一张票的，有的人老实不客气地躺着，一人占有了五六个人的位置。看见找寻坐位的人来了，把头向着里，故作鼾声，或者装作病了，或者举手指点那边，对他们说‘前面很空，前面很空’。

售票一律“无座”

那时，还有很多兵痞、流氓，他们上车往往大腿一横，一个人占了一排座，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以上种种乱象，都是因为没有对号入座制度。但要实现对号入座，最起码得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乘客数目不能超过座位数目太多。民国铁路设施极差，三等车通常人满为患。有时候车辆不够用，还经常开行“四等车”，这其实就是棚车，压根没座，更无号可对；二是有精确的车票管理系统，这一点要到计算机时代才能实现；三是列车铺号、座号要固定。

但民国的列车今天可能挂两节卧铺车，明天就可能挂五节。车辆的内部构造也不一样，今天挂的车有个座位，明天挂的车可能只有个座位。连标准、固定的编号都无法做到，对号入座更是空中楼阁。

那时的头等、二等车也可以预定卧铺和座位。但是预定之后，直到上车之前，都无法知道铺号和座号。预定只是保证你上车有位子，而不是给你一张写有铺号座号的票。这与对号入座不是一回事。而且预定是要花手续费的。

有民国铁道部的官员到德国考察，他看到了德国火车订票的方法：“长途旅客客车座位可预先指定，先定可得较好位置……编为号码，其座位标以纸签，以后按号索座，不致争扰，此项手续费只取半马。”（胡克明《欧游日记》）可见，德国“对号入座”也是通过预定实现的，也收取手续费。德国比民国先进就先进在可以预先知道座位号。

总之，民国铁路客票的特点是：售票一律“无座”，上车拼命抢座，订座要额外花钱。这种制度下，“座位”并不是必需品，而是一种特殊享受，需要多花钱才能得到。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早期车票史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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