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监管要摸索法律边界

陶舜

1月日，一则视频在微博上被热传，视频中一架飞机正在降落，画面十分清晰。随后“无人机黑飞”“影响航空安全”等问题被热议。浙江省公安厅日通报称，为了拍摄日落，该无人机升空至高度米，拍摄了多个空中画面，其中包含民航客机。当事人袁某系业余飞行爱好者，无相关资质。

无人机拍摄妨碍航空安全对于当前社会来说，是个新问题。如何从法律上判别这样的拍摄行为，是摆在法律界面前的一道新题目。考察浙江省公安厅的首次通报内容，其措辞较为谨慎，尤其是将其定性为“事件”而非“案件”，并不贸然下结论，这种清醒、严谨的态度值得肯定。在面对一些新问题时，应该保持审慎和专业的精神。

众所周知，飞机在空中遭遇异物撞击，后果不堪设想。如何厘定这起事件的性质，是对执法者专业素质的一次考验。在“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大原则之下，既不能因为没有发生事故就豁免其中可能的法律责任，也不能人为夸大威胁，给拍摄者以过重的处罚。

和很多互联网的新兴领域一样，对无人机的监管存在一个法律滞后于市场的问题。有关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颁布了一些规章，比如，中国民用航空局在年颁布过《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但是，从利益格局判断，民航局制定的无人机规章，天然地具有最大化民航系统利益的倾向，对无人机驾驶员而言，未必公平。

无人机的监管，需要在大量的实践中逐渐摸索法律边界。法网过密容易伤害民权，也会挫伤经济发展的动能。目前来说，在中国，无人机一旦侵犯隐私权、造成直接伤害或者危害公共安全，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依然有法可依。

无人机的监管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有一些公理值得遵守，比如英国方面规定，无人机飞行必须远离民航客机、直升机和机场，除非获得航空交通管理部门的许可。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即在无人机系统里设置禁飞区数据，一旦无人机靠近禁飞区，系统自动叫停。

中国的无人机监管不妨借鉴各国经验，同时因地制宜，探索自己的公允尺度。但我认为有条底线不能突破，即不能让某一管理部门单方面决策，应该广泛听取各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意见。

杭州这起无人机拍摄事件很可能是一个导火索，拉响了加强无人机监管的警报，而监管的尺度也将烛照这个领域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事件的处理结果具备较高的示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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