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本报记者方大丰(左三)、罗筱晓(左一)在湖南省浏阳市蕉溪岭防冻融冰监视哨采访,图为记者与工作人员围炉交谈。李萍 摄
编者按
新春时节,《工人日报》记者深入基层,报道各地区、各部门、各级工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的生动实践,展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呈现各行各业欢度新春的喜庆景象。
截至目前,《工人日报》及“两微一端”新媒体共刊登“新春走基层”稿件数十篇。在基层一线,记者们用眼去观察、用心去感悟、用笔去记录,不仅写出了有温度、有深度的稿子,也完成了一次身心的洗礼。现将本报记者的感悟体会摘登如下,以飨读者。
希望,属于那些不甘等待的人
——黑龙江四煤城走访记
本报记者 张世光
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春节前的那一周,我把黑龙江的4座煤城走了一遍。
这4座城市在黑龙江的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果从数量上看,在黑龙江的13个地市中,这4个城市占了大约三分之一;从经济上来看,在煤价低迷的环境中,他们的“感冒”也是黑龙江“打喷嚏”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社会影响上看,一年多来,随着龙煤集团万余名职工转岗分流到地方城市,人往哪儿去、钱从哪儿来的问题,关乎整个黑龙江的稳定。
我在“小年”之前开始了对这4座煤城的走访。一路走来,心情从沉重到明朗,再到明亮。
沉重是因为采访之前预想,这些分流转岗的职工会面临诸多困难,其中最难的问题就是岗位在哪里。然而,随之明朗的是,无论是地方工会还是人社等部门,在这次龙煤职工转岗分流过程中都做了很多的功课,比如公益性岗位的开发提供,比如自主择业生活保障金的发放,等等。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一路上总有人在强调这次是“转岗”而非“下岗”。
实事求是地讲,尽管有“岗”的保障,但目前来看,无论是在岗的1800元还是自主择业的800元,在扣除了“五险一金”之后都难以让转岗职工们对生活处之泰然。
所幸的是,除了困难职工由工会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提供相应的保障外,正处于“当打之年”的职工绝大多数都不甘等待,而是勇闯出路。最可贵的是,他们成就了自己也成全了别人。他们优先聘用那些同样是从煤矿转岗分流出来的昔日同事一同闯天下,这让我感受到,在东北这片热土上,人们有着“兼济天下”的胸怀,而不是仅仅“独善其身”。
从这一次的低谷走向下一次的高峰,肯定很难,但是,好在脚步没有停歇。
冰冷的天,温暖的人
——我认识的“北极”铁路工人
本报记者 吴丽蓉
一个月前,我接到报社“新春走基层”的任务——去漠河采访铁路工人。在一位去过极寒地区的同事的建议下,我买了一双“暖和舒适的鞋”,带上“尽量厚的衣服”和帽子围巾手套就出发了。中途在齐齐哈尔转了一次火车,两天后,我抵达祖国版图的最北端。
冷,是贯穿这次采访全程的主要字眼。时值三九,漠河的冷,渗透到了呼吸里。而我的报道对象,长年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中。
随通信工队外出巡线作业的那天上午,我真正感受到中国“北极”铁路工人们的艰辛。出发前,工人们让我在羽绒服外面再穿上一件他们的防寒工服,戴上两层帽子,一再叮嘱注意防寒。巡线时,基本没有路可以走,只能跋涉在铁路两旁林木茂密的山坡上。雪很深,没过了小腿,每走一步都是艰难的。
这样的状态,却是铁路工人们的常态:他们背着几十公斤的工具,来来回回地走在雪地里,检修线路、砍伐侵线的树木,一走就是十几公里。干活会出汗,但还不能脱衣服,他们处于真实的“冰火两重天”中。
漠河现有的条件下,外出巡线只能靠人行走。在这样的极寒天气里,长期野外作业是对人的身体和意志的极限挑战。工人们聊起来时也无人说不苦,但是都说早已习惯了。他们说话时总是乐呵呵的,带着乐观。工长王龙波最后跟我说:“我们的工作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一句话,保证列车行车安全。”
我坐过很多次火车,却想不起有哪一次注意过铁轨旁的那些电线杆。火车行车需要信号传输,但是我从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人干了哪些活来保证火车的正常运行。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作为一名普通旅客享受到了火车的便利,却不了解许多人为此付出的辛苦。这次采访,我认识了他们,他们也感动了我。在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有一群人在辛苦着,为了让看不见他们的人生活得更好。
聆听朴实乡音 感悟时代脉搏
——庄浪河边掀开了“薄纱”
本报记者 康劲
通常,人们总是把共同富裕比作“蛋糕”,但在庄浪河边的甘肃省永登县红城镇的徐家磨村,村民们却有着另外一种说法——“油饼子工程”。
正是通过“新春走基层”的采访,记者有机会走进徐家磨村,真切感受到在“油饼子”这个形象的比喻背后,饱蘸着无限丰富的时代信息,蕴含着贫困村民们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美好向往。
在春节临近的时刻,坐在村民家里,与刚刚返乡的农民工聊天,时时处处都有令人激动而难忘的场景。面对人均耕地面积仅有“二分五”的现状,他们不说“穷”,而是说“地不养人,要靠人养地”——只有依靠外出打工,才能挣来生活的“口粮”;回忆过去残破的土房,不说“危房”,而是说“房顶上落只鸟儿都会压塌”;说起工会,他们笑言“天下工会是一家,会员到哪都能找到家”……
这样的乡音、乡语,要不是在村民们的炕头上、灶台边,他们不说不讲,记者也根本听不到。
在城市里的车间、工地,记者采访过许多的农民工,也曾经努力去体会和感悟他们的喜怒哀愁,但是总感觉有一层“薄纱”、有一段无形的距离,让人难以触摸、琢磨。正是像亲戚串门一样,来到农民工的家里,听一听他们的家长里短和邻里故事,聊一聊他们的老婆孩子和打工奇遇,距离才能拉近、“薄纱”才能掀开,才能在他们的乡音乡语里捕捉到大时代的澎湃脉动。
农民工已成长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对《工人日报》的记者来说,与农民工的步履为伴,关注一切与农民工相关的重要新闻事件,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忠实记录他们的成长履历,可以说,我们永远在路上。
真诚让善良具化
——孤岛医生给我的收获
本报记者 陈华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的响洪甸水库是一片有山有水、风景优美的地方。因为“新春走基层”,我有机会来此探访扎根于此的孤岛医生余家军。
当我冒着凛冽的寒风,乘坐简陋的小艇,与余家军一起感受他的出诊经历时,心中泛起的不是欣赏美景的愉悦,而是一股远离城市喧嚣、坚守孤岛的酸楚。
我在想:一个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像他的大多数同龄农村人一样,去拥抱不一样的大城市生活?这个人的大脑里是不是有很多“非主流”的想法?
在与余家军深入交谈的过程中,我才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只能被仰视,或者遥不可及的“好人”典型。相反,他直面自己内心与这个世界中大多数“平常人”一样的真实的想法与冲动。只是,他不是一个只顾自己“私欲”的人。
在余家军的感情天平上,他把父亲、子女和岛上的父老乡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是有缘由的。他的父亲生前帮助乡亲们治病,乡亲们在他父亲生病期间同样倾囊相助。到了他这一代,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再给乡亲们治病时,乡亲们同样用一块咸肉、几把青菜来“回馈”他的坚守。余家军与岛上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凝结成的友谊,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亲情、乡情。
正因如此,老乡的一块猪肉就把余家军“准备外出打工的脚给绊住了”。余家军是真诚的,老乡们同样是真诚的。
再说余家军在县城买房子的事。余家军不是一个“物欲”很强的人,否则,他不会坚守在孤岛的船屋里为别人看病。不过,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在县城上学的时候有个舒适的环境,他内心还是涌出了一个“不敢说的梦”。
这样的余家军让我觉得更加可敬可佩,这样的真诚让我觉得更加可感可触。如果他是一个不顾亲情、不顾家庭、不顾儿女,只是一味“无私奉献”的人,我反而觉得他很遥远,我反而会觉得这样的善良让我无法触摸。
其实,乡情、亲情也是一种道德契约,这种契约无须用冷冰冰的文字写在生硬的纸上,它刻在每一个重视感情、心地善良的人心里。这些感悟成了我“新春走基层”最大的收获。
“走”在别人的日常之中
——蕉溪岭上瞥见的生活一角
本报记者 罗筱晓 方大丰
开年上班后,接连好几天,长沙地区都是低温潮湿的天气,最冷的时候甚至下起了雨夹雪。又翻出及膝的羽绒服穿上时,记者突然想到,这几天,蕉溪岭上的防冻融冰监视哨一定很“热闹”。
一个多月前,记者裹着羽绒服,套着雪地靴,“全副武装”地上了蕉溪岭。走进监视哨,“主人”许小虎和他的同事忙不迭地给记者腾地方,生怕记者蹭到了炉火或是墙上的灰尘。
记者这才发现自己有些格格不入:在这两间平房里,一切都是简陋而“方便”的,从可折叠的行军床到巡线工们深色的外套,再到码得整整齐齐的速食食品。有一个小伙子很会联想:“在这里驻扎,就像坐火车卧铺车厢。连洗脸刷牙都省了,一切从简。”
我们的到来显然让许小虎有些紧张,已经在电网工作快20年的他,可以准确说出浏阳运检站管辖范围里每一条输电线路的具体位置和名字,但当记者想从他嘴里问出监视哨工作的“艰难”时,他却有点卡壳:“也没什么,就是得学会打发时间。”
于是记者提议去他们“监视”的目标丛集Ⅰ线92号杆看看。出发前,有人拿来了崭新的黑胶防护鞋:“路面上全是湿泥,只要两分钟你的鞋子就毁了。”
换上大出很多的防护鞋,一路趔趄着到了铁塔旁。观察和测量铁塔下的模拟导线,就是这两个简单的动作“栓”住了这些巡线工:一旦到了结冰天气,这里就离不了人。
正如许小虎所说,观测冰情并不是什么难度大、技术高的工作,甚至真正需要的工具也不过是一把量尺。但就是为了这把量尺量出的一个个数据,他们却要把大量的时间和心思耗费在这几乎无人知晓的平房内。
采访结束时,记者按惯例想留下许小虎的联系方式,他犹豫片刻报出了一串号码,然后说:“其实冰情监测真的没什么,季节不同,我们都有不同的工作要做,很多比这还麻烦。”
在“倒春寒”的现在,记者更明白了这话的意思。我们的走基层,其实是“走”在别人几年甚至几十年不断重复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之中。但倘若真能从中瞥见他们日常的一角,也算有所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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