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要说移风易俗应善当“推手”

刘振

有人说年味是人情味，这话没错；有人说年关是人情关，细品有些无奈。人情是“味”还是“关”，一字之差，令人感慨。

人情成了“关”，不免让人苦涩，有例为证：陕西大荔县一位村民“躲”在打工地过年，原因是“春节回家至少要送出1万元礼金，不回家是怕送人情礼”。岂止是过年，近年来讲排场、比阔气的风气在一些地方有所抬头：婚丧嫁娶、乔迁新居、儿孙增岁、升学就业都要大操大办；结婚彩礼要“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以及50元钞票若干）“一动不动”（一辆汽车一套房）等，讲究越来越多；人人争着办，找着理由办，硬着头皮也得办，不办亏得更大；送礼像滚雪球一样玩起“人情+”，互相攀比、水涨船高，有的人挣点钱只够送人情，有的人还可能“拉饥荒”。

根深蒂固的人情礼俗面前，各地频兴移风易俗的清新之风。 《人民日报》近日连续报道贵州安顺市治理滥办酒席、浙江温州倡导文明结婚、山东一些村庄成立“红白理事会”等“新春走基层”见闻，让人体会到，那些变了味、走了样的习俗违反了人们内心的愿望、也不符合现代文明，而移风易俗的效果也“真不孬”。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说，一开始感觉千百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改变起来很难，但只要有人带头顶住闲言碎语，群众的支持会超出想象，说明匹配现代生活方式的习俗文明乃是人心所向。

也得承认，人心所向是把好事办好的必备条件，但操作不好也难以把好事办好。一种意见认为，农村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已成公害，政府就要“出手”狠刹；另一种意见认为，红白事属老百姓私事，政府的“有形之手”不该伸得这么长、管得这样宽。以往的事例证明，以行政命令、红头文件的形式管控乡风民俗，既有违“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也容易招致群众反感、难以施行。但政府不直接干预不等于置身事外，关键在当好“推手”，以群众认可的方式推进移风易俗。

要当好“推手”，政府就得找对方法、掌握尺度、合理参与。比如报道中提到的山东很多村子成立红白理事会，就是政府牵头、干部带头，发动村民推举德高望重、热心服务的人士领头，就红白事的操办反复征求村民意见，形成大家认同的村规民约。让群众在主动参与中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比政府大包大揽、强制规定来得更为妥帖，也更见效果。再进一步说，无论公文明令，还是村规民约都要让人们打心眼里赞同。

合于情。俗话说，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传统习俗各有不同，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得分辨清楚。比如取缔庸俗表演、迷信行为，代之以健康的文娱活动，没有人不赞同；而某地硬性规定“除结婚酒、丧葬酒以外的其它酒席均视为违规”，老百姓连办寿宴的权利都没了，于情于理让人难以接受。合乎事情存在的道理，契合社会价值共识，新规才立得住、推得开。

应于时。正风俗要抓住节点、形成影响，但不能“半夜鸡叫”“拍脑袋”上马，时机的选择、节奏的把握很重要。先不说群众能不能很快适应新规定，就是基层落实规定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规定出台前给个意见征集期，规定出台后给个试行完善期，通过思想的引导、文化的提升来推进习俗重塑，群众才能欣然接受。

适于人。法律之外，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关键看道理适用于什么人，在要求和方式方法上应找到各自的“适用区间”。所谓“风成于上，俗化于下”，一方面，要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做表率，通过涵养崇清尚俭、不慕虚荣的党风政风带动社会风气转向，“出手”的力道不妨大些；另一方面，面向普通群众的移风易俗，既要充分尊重当地人情事理，也不宜采取与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一样的标准，留下一定的宽容度，“推手”不妨多些柔性。

风俗是生活方式，也是文化传承。将移风易俗与基层自治结合起来、与文化建设融合起来、与法治建设契合起来，才能寻得移风易俗的最大公约数，让良好的初衷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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