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春节过后,又到了农民工返回城市开始打工的时候,当中国城乡的人潮从一头流回到另一头时,年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结束。年是否过完,不是正月十五的时间节点,而越来越以农民工大量回城作为表象。
站在历史的视角,人们会发现,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迅速迈进现代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虽然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大多数时间游走在城乡边界的夹缝地带,他们对工作生活还缺乏归属感。从“候鸟”到“居民”,农民工和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报记者 苏怡
虽然在城里打工8年,已经供三个子女成家,55岁的白志刚并不确定未来“能靠子女养老”。
“老伴在宁夏一家造纸厂工作,我在西安的建筑工地打工,趁现在身体还硬朗,再多干上两年,给儿女减轻点负担。”说起以后的打算,年过半百的白志刚有些发愁。“老了还是得回村里,可是回去了,孩子们都还在城里,谁来养老?”
如今在中国,像白志刚一样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有近3亿人口,在这当中,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有1亿人左右。他们背井离乡,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变身“城市人”,然而当他们真正想要融入城市的时候,才发现作为一个外乡人,在繁华的城市背后,还有诸多的无奈与彷徨。他们不知道,城市梦的距离究竟还有多远。
乡愁:人老了,家还回得去吗?
正在西安东二环新安路司法小区项目工地巡检的杨龙程,谈起安康旬阳老家,很是感慨:“现在的家乡和记忆里的不一样了,山上的房子没人住了,草长得老高,人都集中安置住在镇上。除了每年春节、红白事时偶尔回家转转,村上很少见到青年人的身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有时待得时间长了,还真有些不适应。”
老家变化大,住在城里又没有归属感。尽管已经在西安买房、生活14年,80后的杨龙程还是觉得这座城市有些陌生。“户口没在西安,没法申请公租房,孩子上学只能上私立学校,妻子又没工作,一家人全靠我在工地干活。”杨龙程告诉记者,工地上很多干活的农民工,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这几年建筑业整体缩水,项目少了,收入也少了。
为了孩子的未来,杨龙程不得不面对这些现实:种地已经赚不了多少钱,老家村上的学校倒了,父母生病还是得接到西安来看。“我现在辛苦些,只要以后孩子能留在西安,成为城里人就行。等我老了,就回农村去。”
面对杨龙程的笃定回乡,62岁的王师傅对“近乡情怯”的感觉并不陌生,“农村是我们的根,可是回去了,谁来养老。人老了,还能回得去吗?”多年的城乡二元生活,让他在回家时越发感到“不习惯”。生活习惯、看问题的方法跟留守在老家的人渐渐有了差距,聊天也很难找到共同话题,儿时要好的玩伴已经不在,原本浓烈的乡愁在返乡的那一刻,瞬间索然无味。
在王师傅的眼中,农村人的素质和城里人还是有差距的,最让人唏嘘的就是,原本维系人际关系纽带的情感也渐渐有些淡了,“过去谁家有个啥事,一招呼村上的人都来帮忙,现在找人帮忙比较难。”
逐梦:趁年轻,还能留在城市吗?
“女朋友谈了四年多,眼看着就快结婚了,就因为买房的事,彻底吹了。”1993年出生的严容强,谈起刚刚分手不久的女朋友,眼泛泪光,让人很是不忍再触及伤痛。但小严对记者摆摆手,接着说道:“16岁就来西安了,待了8年,白天在工地,晚上和朋友们一起聚聚,已经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留下来。”
谈及未来,小严不愿多想。
“对于80后、90后来说,进城不是问题,关键是留下来如何生存的问题。对于农民工来说,工地就是我们的家,就是我们的活动场所,好好干活,挣钱养家就是全部。面对这个每天生活却有些陌生的城市,在夜深人静时偶尔也会寂寞,感到莫名的失落。”杨龙程略显惆怅地说道。
高昂的房价、生活成本,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在城里,却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自己买不起房,孩子上不了学……”回不去的乡村,融不进的城市,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工面临着身份的撕裂与家的矛盾,陷入徘徊、困惑和迷茫。他们希望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辛苦奋斗,融入这座城,让下一代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但现实却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未来在哪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50、60后的第一代农民工和80、90后的新生代民工,有着显著的差异。对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心里向往的还是能回到老家安度晚年,但这个愿望并不容易实现。对新生代民工来说,他们向往城市,渴望得到认同,渴望梦想得到实现,却不易融入城市;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他们的青春奉献给了城市,却不知道青春该何处安放。
破题:城乡一体化,未来会怎样?
“家里也就2亩半分地,每年都得耽误一个礼拜时间回家收麦,还不如我在工地上打工呢,实在太不划算,去年开始就交给亲戚种了。”白志刚曾想过,自己在城里打工这么多年,电工的手艺如果能在家乡派上用场,他就和老伴一起回武功老家,两口子就不用分隔两地。
“目前非农产业占到了GDP的90%,这是社会发展步入转型期的表现。”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刘科伟分析说道,目前的城乡差距仍然较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足城镇的一半,医疗保险筹资数额有一定差距,且农村报销比例也远低于城镇。另外,在失业保险缴纳比例、补助水平方面,农民工同样低于城镇职工。
从现实角度看,农民工要想定居在城里,在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等方面均面临着一些障碍,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每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法,都存在一些有形无形的壁垒。“城乡差别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上,地方的财政有限,公共服务就成为稀缺产品,一旦新市民数量增多,原有的城市市民待遇则无法保障。此外,户籍及其与之绑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更是将城乡差别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因此,农民工成为新市民花费的个人成本巨大。”刘科伟说,要为农民工群体打开上升通道,破除藩篱。
当前,农民工群体的劳动回报偏低,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位置。要改变这一现状,就要不断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工资收入,同时采取综合措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强化社保网络的兜底能力。增强公共政策的普惠性,让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等政策更好惠及广大农民工。在不断推进城镇化的同时,给所有劳动者以保障和尊严、平等的待遇,使所有人都能够享受社会发展的成就,这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最终目标。
曾经,农村哺育了城市,哺育了工业化现代化;如今,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日益扁平化的社会资源配置,中国到了需要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一口不能吃个胖子,城乡均衡发展还需要一步一步来。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政策、资金、资源上的倾斜,唯有做好顶层设计、加强政策督导、落实优惠举措,中国的城乡一体化才能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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