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没有“情有可原”

刹住网络文学抄袭之风，不是靠指责技术与市场这些“背锅侠”，而是要通过严惩抄袭者来实现。因为只有将抄袭之恶实打实地定位在个体之上，立起“南门之木”，让社会对抄袭的惩罚看得见，方能有痛切的警示之效。

近日，11位网络小说原创作家状告《锦绣未央》原著作者周静（笔名秦简）和当当网一案，在北京朝阳法院进行了证据交换。这场维权整整持续了4年，前后牵扯百余位小说作者、编剧和网友，终于在2017年年初连跨了几步，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伴随这一案件进入大众视野的，是对抄袭之作如何变成收视大卖的影视剧IP的深度疑惑，还有“小说写作软件”的技术抄袭路径。这类软件可以自动抓取同类描写，让“十分钟写下千字”“一部作品抄袭几百部小说”成为可能。大数据在文学领域的运用，使得过去“闭门造车”式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改变，使得文学能够更精准地描述世界，作者与读者之间能够更高频、更深层地互动，这是科技进步与网络发达给文学创作带来的福音。但是，就此放弃阅读积累、素材研究、阅历采风等基本工作，直接通过技术路径，随意复制粘贴就能成就文学创作，那所谓科技进步实在是文学领域的梦魇。

有人痛批“写作软件”，为抄袭者提供了便利。可是，随着互联网分众格局的出现，网络小说追求“定位精确”，必须依靠技术手段，这也不能回避。但“玄幻”“仙侠”“盗墓”“穿越”“同人”“宫斗”这些分众定位，是否一定要靠技术抄袭完成？换言之，技术本身没有善恶，是操作使用技术的人将恶的一面通过技术展现给了社会。在没有写作软件之前，网络文学的抄袭就已存在；在写作软件没有大面积使用之前，抄袭的情况就很严重。因此，“写作软件”不该为抄袭者背锅。

同样不该为抄袭者背锅的，是网络文学的市场。很多人认为，在大量资本进入后，“网文IP”实现了迅速变现，形成了一个急功近利、快消品式的网络文学市场，导致大量作品质量低劣、情节平庸、内容雷同，也使得网络文学写作成了抄袭剽窃的重灾区。按照这个逻辑，很多网络文学的抄袭就成了顺势而为的行为，网络抄袭之恶似乎有了情有可原的地方。

可谁都明白，抄袭就是抄袭，哪有什么情有可原与不得已？市场的不堪与个体抄袭之间纵然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抄袭者也必须为自身的抄袭行为承担责任，所谓“市场的问题”自然由优胜劣汰的竞争和监管的整治规范来解决。

有些人说，如果市场不再追求网络文学作品的速成，那么抄袭就没有了土壤。可为何不能换个思路来看待，如果抄袭者受到了严惩，且这种严惩足以警醒那些潜在的抄袭者，足以让抄袭之恶畏而却步，那么市场是不是就有了优中择优的选择？需要明白，网络文学粗制滥造的嫁接与抄袭，正是对市场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

所以，刹住网络文学抄袭之风，不是靠指责技术与市场这些“背锅侠”，而是要通过严惩抄袭者来实现。因为只有将抄袭之恶实打实地定位在个体之上，立起“南门之木”，让社会对抄袭的惩罚看得见，方能有痛切的警示之效。

尽管现行著作权法对一些抄袭与剽窃的界定并不清晰，但社会运转的规则不只有法律，还有公共治理。我们要通过行业的自律、互联网平台的曝光、版权意识的普及，对抄袭者形成“人人喊打”的氛围，要让抄袭者明白，所有的知识产权都会得到法律的保护、社会的尊重。（转自《光明日报》2017年02月20日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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