炕桌,在今天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我却格外地怀念它。它,在旧时的陕北,不仅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与标志,而且对使用与陪伴它的主人而言,有一种特殊的贡献。
炕桌,在一般的家庭里,有两种样式,一种是书桌,样式笨拙,桌面较小,浑然一体,是旧时的文化人普遍使用的一种小书桌。另一种是桌面四方四正,体量轻巧,搬动方便的兼有吃饭桌之用的四方桌。前者一般是旧时的老牌文化人使用的书写工具,后者一般是改革开放后的人们使用的书写兼作吃饭桌的工具。
老式的炕桌,在过去的乡村其实并不多,它做工比较麻烦,自身笨重,自带可锁的抽屉。这种炕桌在改革开放前一般有这么几种人使用:老学究、老师、会计、老乡医、有公职的人等等。显然,一张老式炕桌虽然简陋而不值多少钱,但它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它承载的是一种旧式文化人的信息,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信息,是一种农耕文化的信息,是一种高贵、高雅、古典的信息。
新式的炕桌,基本是一种四方桌。功能已经多用化。可以写字,可以作为饭桌用。新式炕桌,已经走向大众化,普及化,寻常百姓人家基本都可拥有。因搬动容易,因为桌面较大,所以受到了更多人家的喜欢。在更多使用者的眼里,它作为饭桌的功能甚至远远大于其作为书桌的功能,这样一来,它的文化承载信息明显比旧式的炕桌要稀少与轻薄一些,它已经走向世俗化、通俗化、浅显化,缺少了高贵,典雅,古色古香的韵味。
我是在老式炕桌的陪伴下完成我的童年学习生活的。这个老式炕桌在今天看来似乎很不显眼,但是在四十年前,在乡下却算得上一种文化奢侈品。爷爷是挖煤人出身,他有做这种书桌的资本。父亲是老牌中学生,当过老师,上过私塾,他自然有太多的理由和身份拥有这样的书桌。父亲使用的机会其实并不是很多,一般是在四种情况下使用:备课、算账、代别人写书信、写春联。除此之外,基本很少使用。但是,这桌子于我而言,使用的时间与机会却很多,从小学、初中、高中的课余时间,十余年里,这个老式炕桌一直陪伴我度过。它陪伴我的机会远远高于山乡家中煤油灯陪伴我的机会。我细想:我能从当初贫穷的山沟沟走出,我能步入大学,我能后来为党和人民做事,我能书写一些文章,与这个老式炕桌有着太多的关联。因为是这个老式炕桌让我触摸到了老牌文化人的情怀与使命,因为是这个老式炕桌让我感受到了文化改变命运的召唤与动力,因为是这个老式炕桌让我体味到了一个人离这个桌子近一步,就离愚昧远一步。因为是这个老式炕桌设定了我人生的基本走向与航程。一张小小的炕桌,也可以说一张小小的老式书桌,成了太多人命运的分水岭。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能跳出贫困农门的学子们几乎太多的人与这样的炕桌有个陪伴,相反,没有这种陪伴炕桌功夫的,其命运分野就很大。不排除也有发大财交好运成大事的,但是不少人还是因为缺失必备的文化知识,缺失传统文化的滋养,其人生的路子走得比较艰难。正是这样,作为我们这些受益过老炕桌的人而言,内心深处的炕桌情怀已经构成了乡愁的重要内容,其怀恋之情,犹如流水滔滔,昼夜不息,犹如连体山峦,绵延不绝。
我的脑海里时常闪回在炕桌前认真学习的镜头,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自己甚至时常还忍着饥饿,穿着粗衣旧袜,但是学习的劲头却是高涨的,学习的态度却是端正的,学习的注意力却是集中的,学习的滋味却是偏向愉悦的。那种专注程度就像今天的年轻人玩手机似的,那种珍惜时间的程度恰恰是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因为你不愿意学习大人立刻就会让你干力所能及的农活去的。贫困的年代、饥饿的生活容不得家里有闲人,连煤油灯每耗去一滴大人都会计较成本。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能安心坐在书桌前学习,那本身就是一种奢侈,是一种向往,是一种开明,是一种进步,是一种近乎美妙的甚至是高尚的精神活动。
后来,我有多次回乡的机会,在山沟沟越来越稀落的人家里,我要找出这样一张老式炕桌已经找不到了。就连我曾经使用过的老式炕桌也不见踪影了。用老母亲的话说:太笨重了,没人用了。我却因此而思考了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现在的一些人凡事利益第一、自我第一是不是与缺乏这样的老式炕桌情怀有一定的关系呢?因为老式炕桌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在这些人身上根本不沾边,他们缺少传统文化的必要浸润,必要滋养,他们内心里没有多少仁义礼智信的元素,他们不这样他们还能怎么样?缺少礼仪文化的人必然野性十足,兽心膨胀,这应该是一种常识。
我不是复古主义者,我不是乡村唯美主义者,我不是旧时光的诗情画意者,但是我依然抹不掉我的炕桌情怀,因为,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工具,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坐标,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密码,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吸纳,它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滋养。是的,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怀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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