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纯粹”的学者 □陈孝英

松林先生辞世，我是一定要说点儿什么的。

因为真的有话要说。

1985年夏，我和几位同道者正在赤手空拳筹办喜剧美学研究会，为了使这个躁动于美学和艺术母体中的胚胎平安降生、健康成长，急需寻觅几位学界泰斗充任“助产士”和“监护人”。我第一个就去找仰慕已久的松林先生。

刚自报完家门，先生便用一口纯正的甘肃方言对我说：

“我知道你，在几本刊物上读过你的文章。”

没有寒暄话，没有大学者的架子，也没有初次晤面的生分，有的只是鹤发老人的纯真与亲切。

后来，中国社科院的美学家王朝闻和南京大学的戏剧理论家陈瘦竹也和松林先生一样，慨然应允担任陕西和全国喜剧美学研究会的名誉会长或顾问。中国学界的三位泰斗分别展现出“纯粹”的学者风范，西京、北京、南京三大京城同时向未来的喜剧美学伸出了援手，我不再感到孤单。

三年后，1988年秋，松林先生组建陕西师大文学研究所，邀我任兼职研究员。此时恰逢我平生第一本论著《喜剧美学初探》付梓出版，于是又一次登门向先生索序。这时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了，但他听我道明来意后的答复仍和上一次一样令我感动：

“这件事我很乐意做。作序其实就是写一篇读后感嘛，我可以借此机会把你的研究成果好好通读一遍。”

本以为这是师长对后学的鼓励，没想到两周后，先生便差人送来了洋洋四千余言的序文，其中提到，“在时间需要‘挤\’的情况下”，他硬是“挤时间”把这部“三十多万字的稿子通读了两遍”。须知此时的松林先生早已名满天下，且年近七旬，仍著述繁忙，竟然为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无名晚辈如此尽心竭力!

先生此举所透散出的人性光辉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的馈赠，也是后来无数次同我的学生、属下、晚辈分享的财富。

一年后收到样书那天，我来不及细细享受收获的喜悦，就带上它朝松林先生家奔去。

怎么也不会料到，著作等身的松林先生会对这本小书表现出令人吃惊的热情。他爱不释手地浏览完全书，又翻到序文，逐字逐句通读了一遍。那专注的神情，使我感到先生仿佛忘却了时间，忘记了还有人恭立于侧，静候他指教呢。

当他终于从册页间抬起头时，又是一语惊人：“孝英呵，你知道吗，为了给你写这篇序，我还开罪了有些人呢！”

原来，此前校内外有不少人找他写序，他一贯秉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做人情文章”的原则，所以有人说，霍先生的评价是否有点过于苛刻了？最近又有人从报纸上看到他给我写的序，其中说到《初探》“对幽默、乃至对整个喜剧美学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和开拓领域的意义。”于是就说，原来霍先生也会打高分呀，只不过周瑜一直没遇到黄盖罢了！说到这儿，先生朝我一笑：“你瞧，古人云‘一失足成千古恨\’，我这回可是‘一失手遭千夫指\’呵！”

先生的脸上露出了安详的微笑，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幽默不乏得意。我发现，那副学究式的高倍近视眼镜后面闪烁着童真的快意。

常听人讨论怎样才算“有文化”？不知是谁概括了这样四句话：“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松林先生是一位终身的学者和教授，他无论做学问、做教师还是做人，都堪称我们这些想要“有文化”的几代人共同拥有的一个文化符号，不过在我看来，那“文化符号”前面似乎还应该添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修饰语：“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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