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记者眼中的冯其庸 痴梦国学一生 谁解其中滋味

冯其庸先生

编者按

昨天上午10时，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厅。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与冯其庸做最后的告别。

在这个告别的时刻，我们向您推荐下面这篇文章。（因版面篇幅限制，有删节）

作者陈原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与冯其庸有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陈原的父亲与冯其庸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同事，他年少便与冯其庸相识，后来因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往来频仍。陈原以自己的眼睛和文字，为我们还原了如此熟悉又陌生的冯其庸。

半个世纪的回忆

□陈  原

冯其庸先生谢世了，享年九十三岁。回首半个世纪的往事，难免神伤。

我是冯先生的晚辈，因为当年同住张自忠路三号（铁狮子胡同一号）的缘故，于是，“近水楼台”，从少年时代开始，冯先生于我就有了一份照顾之恩。

厉慧良成了李慧娘

铁狮子胡同一号，简称铁一号，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职工宿舍，也是我生长的地方。“文革”前，身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冯先生常常在报刊发表评论文章，戏曲、话剧、电影、古典文学，涉及广泛，名声在外，陆定一赏识冯先生，郭沫若与他也有交往。

1961年，老作家也是老革命的孟超创作了新编昆曲《李慧娘》，一时间好评如潮，人民日报称其为“一朵新鲜的红梅”，廖沫沙还写下《有鬼无害论》，传诵一时。但时隔两年，《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都遭到铺天盖地的批判，从中隐隐听到了“文革”逼近的号角。冯先生评过鬼戏，也论过《李慧娘》，但1966年他的罪名却令人啼笑皆非。他与武生泰斗厉慧良交往多年，感情深厚，曾著文热情评价厉慧良的表演功夫，于是就被革命群众的大字报说成为“无耻吹捧李慧娘”。

1969年底，我们全家与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们一起下放江西余江县农村的五七干校，我们兄弟三人住在锦江镇，而父母则在几十里外的刘家站劳动，一个季度允许探亲一次。从那以后，我多次骑着自行车，翻越山丘、摆渡过江、涉水跨河，去看望父母。1970年，我父亲住在一座村庄的小学教室里，与他同屋的就是冯先生。当时我称他为冯伯伯。

我和父亲挤在一张床上，与冯先生的床板仅隔着一张课桌。父亲告诉我，这位伯伯文章写得好，还能诗、会画。教室被矮墙一分为二，白天，外面的课堂有十来个小学生在唱歌、背语录，夜晚，父亲、冯先生和另一位人大老师，在里面那间就着马灯，读书、写信、闲聊。

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头顶诸多罪名，其中有一项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似乎成了铁打的事实，人人深信不疑。可当我听四周的老表总夸我父亲南瓜种得好、冯先生会种田时，也很奇怪。晚上，冯先生当着我的面与我父亲发牢骚：我家就是种田的，从小下田，白天干农活，晚上在油灯下读书。耕读是中国人的传统，知识分子多数都来自农村，谁说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父亲回应说，他自己的老家也在乡下；而另一位老师则说，他父亲虽说是开铺子的，但他自幼就和伙计一起学徒，天天干活，全家人都没闲过，怎么就不属于劳动人民了？耕读这个词，我是从冯先生那里第一次听说。

吃过他煮的阳春面

五七干校撤销后，冯先生和我父亲都回到了北京，在铁一号大院里遇见冯先生，他亲切地叫我去他家玩。那时中国人民大学已经不存在了，我父亲这位专教档案管理学的教师就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采编组，原因是档案管理和图书编目也有相通之处。采编组都是些精通多国语言的老先生，因为历史问题不允许走上讲台，所以只能窝在图书馆里，双臂戴个套袖，整天钻进书堆编目，而我父亲就成了唯一的壮劳力，蹬着自行车，负责四下采购图书。有了这种便利，我也常常拿着北师大图书馆的介绍信，跑到位于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内部服务部看书、买书。

线装书《于湖居士文集》《韩昌黎集》《苏东坡集》《经籍纂诂》《经传释词》等等，都是我在那时积攒的，最便宜的也就5毛钱。我买到古籍后，肯定去冯先生那里请教。他左右开弓，旁征博引，向我传授阅读的入门知识和相关背景。我去农村插队后，有大约3年没有看到冯先生，而他也被调到国务院文化组，参加校订《红楼梦》，任校订组副组长，忙里忙外。这个校订组的组长和另一位副组长，与我后来供职20多年的人民日报文艺部也有关系。组长袁水拍曾经当过文艺部主任，而副组长李希凡在我进文艺部时正任副主任。

改革开放后，我考上了人民大学历史系，冯先生当时在中文系任教，我常常去听他的大课，大多都是关于《红楼梦》的。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冯先生听说后，为我写了一张便笺，将我引见给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先生。当时三联书店归人民出版社管，算是一块副牌子，由范先生负责。范先生看过便笺后，就让我坐下聊天，他说冯先生可是大学者，而自己才是个小学毕业生，冯先生引见来的人，一定不会错。他说我实习一段后如果有意，不妨落脚在三联书店。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时，冯先生筹办了一家文艺评论刊物，让我去参加了几次聚会，在座的多是冯门弟子，个个学有专长，只有我是个白丁，但他还是有意要我将来进入这家刊物当编辑，他还请胡耀邦为刊物题写了刊名。可我最终也没在三联书店落脚，更没有去那家刊物，而是在1985年调进了人民日报文艺部。

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与冯先生的往来更多了。蓝翎、李希凡这两位当年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在文艺部，蓝翎后来还任文艺部主任，他们和文艺部的姜德明、徐刚等文化名流，都是冯先生的好友。我时常将一些戏剧界的新秀介绍给冯先生，浙江昆剧团的武生林为林正当红，来京演出后，我就和他一同去铁一号看望冯先生，聊了很长时间，冯先生亲自下厨炒菜，还为我们煮了阳春面。

在铁一号红一楼丁组五层冯先生的书房，看他写字、作画、吟诗，可谓一大享受。这间12平方米的房间，两面墙的书柜一直到顶，中间是一扇南向窗户，窗前摆着冯先生的书桌，也是堆积如山，但冯先生总能从中腾出空间，手起笔落，一气呵成。他画的葡萄，他的书法，承蒙他的偏爱，都曾赠我，他送我的一本本著述扉页上，也留有他的墨宝和印鉴。不知为什么，冯先生的款题间无不称我为同志，即使在我的少年时代。

“宽堂”里的红学家

那时的《人民日报》别看只有8块版，但一言九鼎，尤其副刊，众所瞩目，发表一篇豆腐块儿，都能影响全国。副刊编辑刘梦岚找到我说，你可以写写你认识的老一辈文化名流啊。我不敢推辞，先写了北京师范大学的黄药眠先生，又写了冯先生。1986年9月23 日的《人民日报》第8版上刊出的这篇文章不长，名为：“宽堂”里的红学家。下面是部分拙文：

“宽堂”，冯其庸先生用这样一个雅号来命名他的书斋兼卧室，我总感觉有点近于自我嘲讽。这间所谓的“宽堂”，其实窄而又小。八个摆满经史子集的大书柜，一张重叠交错地置放着文房四宝和文稿的书桌，加上个行军床，使屋内除了一条可容人侧身而过的小通道外，别无余地。中国红学会的会长、《红楼梦》研究所的所长、大学教授，竟挤在如此狭小的地方著书、披览、休息、会客。然而冯先生就在这间“宽堂”里，完成了《春草集》《逝川集》《梦边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蒋鹿潭年谱考略》等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冯先生深深爱着他的“宽堂”，但他并不死守书斋，一年里，他总要花一些时间出门走走。他并非去寄情山水，而是希图通过实地考察来做学问。前些日子，为了研究项羽，他特意访问了安徽和县，不顾烈日炎炎，考察了乌江。在车里共颠簸了九个多小时，一路上只用一个小烧饼充饥。他研究项羽，主要是为了研究《史记》，因为很久以前他就计划要对《史记》中的所有人物逐一加以研究。因此，他总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去搜访有关的资料。

转眼间，与冯其庸先生相识已近半个世纪，他对我的启蒙之恩、提携之力，我永远不忘。如今，冯先生已归道山，更引起我的无限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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