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越南。一位来越南开会的内蒙古画家同许多与会艺术家在海边一片草地上聊天。正聊着,发现远处有一匹马一边吃草一边不时地抬头望他。忽然,那匹马径直朝这位画家急急走来。画家仔细打量马,一匹白马。虽然身上很脏,但画家还是认出那是一匹蒙古马。大家想拦住这匹马,不让它靠近。奇怪的是,马尽管骨瘦如柴,力气却大得不得了,不顾一切地来到画家身旁。这位西装革履的内蒙古画家激动万分,搂住这匹又是眼泪又是鼻涕的蒙古马,摸它的头,拍它的脖子,连声说:“你怎么认出我来的?你怎么认出我来的?”
显然,这位内蒙古画家唤起了这匹马的久远记忆——马知道画家来自它的故乡内蒙古草原,亲近之余,热切希望画家把它带回故乡。可惜画家当时没有能力满足马跟他回乡的愿望,只能泪流满面地久久摸它、拍它。后来画家在回忆录中用很大篇幅表达自己对这匹马的愧疚之情,并把这匹蒙古马的乡愁讲给所有内蒙古同胞。
乡愁!马犹如此,人何以堪?
乡愁来自记忆。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三位得主发现人的大脑中有神秘的“杏仁核”和“海马回”。前者管情绪,后者管记忆——记忆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出生后的记忆,另一部分是出生前的记忆,即先祖以来层层积淀的记忆,大约相当于瑞典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换个说法,一部分记出生后的自己,一部分记出生前的自己。这也让我理解了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一次感动。
1998年我趁济南开会之机延伸来到青岛,第一次来青岛。尽管是第一次,而感觉上却好像来过许多次。一切都那么熟悉,无论海边渔村错落有致带小院的青砖民居,还是旅馆附近山坡的野花荒草和成片刺槐,都给我以恍若儿时梦境再现的久别重逢之感,温馨、缱绻,让人不忍离去。现在我从科学上明白了,那应该就是海马回使然——储存在海马回中的先祖记忆倏然复苏!
我祖籍蓬莱,和青岛同属山东半岛。按理,对于在东北腹地长大的我来说,渔村和刺槐都与出生后的记忆全然无涉。而渔村和刺槐此刻却成了我和祖先之间的中介——不知多少年前生活在半岛的先人通过它们向我发出呼唤,呼唤我回归山东半岛。现在我想,彼时的我可能就是那匹蒙古马,对来自故乡的信息涌起无可抑制的乡愁。事实上,转年我也终归从广东北上山东,从广州调入青岛。或许真像席慕蓉所感慨的,“无论走到哪里去,那个故乡都活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大概也正因如此,村上春树才说“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表面上说法截然相反,而实质上应是同一回事。
当然,乡愁更多的还是来自出生后的记忆,尤其是小时的记忆——或是周围开满篱笆的紫色牵牛花,或是房后缀满黄杏的歪脖子杏树,或是门前那棵月上梢头的垂柳,或是村外和小伙伴捉迷藏的干草垛,或是母亲的一碗荷包蛋手擀面……遗憾的是,这些记忆承载的乡愁已经被我们赶出记忆很久,很久很久了。因了我们对灯红酒绿高楼大厦的向往,因了我们对西装革履珠光宝气的迷恋,因了我们对房子车子票子位子的不懈追求……
这固然不错。中国人当然也有获取这些、享受这些的权利,无可厚非。时至今日,应该说,对于为数相当不少的城里人来说,这些已基本得到满足。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居民自不必论,即使青岛市民,物质生活条件也未必亚于欧美等一线国家。近几年甚至觉得国内消费意犹未尽,而开始去外面吃喝玩乐,一掷千金。可是吃喝回来,游玩回来,“爆买”回来,心里还是觉得空落落的,似乎有个空洞等待什么填充。那个空洞是什么呢?我想至少有一半是乡愁——渴望得到抚慰的乡愁。而能够抚慰乡愁的,肯定不是、也不可能是伦敦塔、卢浮宫、巴黎圣母院,不是塞纳河、富士山和美国迪士尼乐园,更多是本土寻常风光:小桥流水,春雨杏花,白杨垂柳,炊烟晚霞,以及石板路、木棂窗、轱辘井、四合院……一句话,是家乡记忆,是故园山水。在这个意义上,以京沪为例,上海市郊的朱家角比外滩和南京路还要珍贵,北京的老四合院也肯定比央视“大裤衩”宝贝得多。
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或许是对的。这位西方人曾经断言:“最终影响人们的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和人们密切相关,人们也愿意为之战斗、为之献身的是忠诚和家庭、血缘和信仰。”亨廷顿将这些称为文明。对于我们中国人,这种文明即是传统文化,即是国学。那也是保证我们在“文明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海马回先祖记忆和文化基因。
传统历书中的今年是丁酉鸡年。南宋士人韩元吉词:“任鸡鸣起舞,乡关何在,凭高目尽孤鸿去。”乡关何在,乡关何处,这大有可能是当今我们所有人挥之不去的世纪性乡愁。换言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那匹急欲回归内蒙古草原的马……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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