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权利的开放

中国如何在一个非私有体制下，创造了奇迹般的高速增长。答案是：中国的高增长奇迹，源于经济权利的开放。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尽管产权改革本意被一些人一次次地任意扭曲，谈产权色变，只要触及产权改革的主张，都被视为鼓吹私有化甚至是企图改旗易帜。好在中国一代代的决策者坚持以经济权利的开放，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坚定不移地坚持多种所有制平等发展，发挥产权对各类经济主体的激励作用与预期功能。顶层创造的制度环境与微观主体利用产权的神奇功能两者相呼应，促成了中国30多年的经济奇迹和财富创造。

为了实现产权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国采取了十分独特的产权安排，即在维持公有制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赋予使用权更完整的使用、收益、转让、抵押权能，从而带来微观主体投资积极性的提高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增进。

仅以土地而言，两权分离在中国的农村和城市都创造了奇迹。两权分离的产权安排最初由贫困地区的农民在底层创造，他们在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通过“上交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余是自己的”这一合约结构，既保证了国家和集体利益不受损，也通过剩余索取权的激励迅速摆脱贫困，带来农业的超常规增长。底层创新的制度成功为地方和中央的改革者提供证据，推动了农户承包制度在全国的普遍化、制度化和法律化。

既然农地可以两权分离，城市土地为何不可？城市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城市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又用到非国有企业和城市建设中，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的繁荣。

产权改革伴随着经济权利的不断开放，经济机会的释放调动了各类主体参与财富创造。仍以农村为例。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农民可以利用集体所有的土地自主从事农业生产，解决了温饱，增加了农产品供给；允许农民创办乡镇企业搞非农产业，为土地上释放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开辟了农村工业化的路径；放开农产品流通与交易，推动了农村商业发展和市场繁荣；允许农民自由流动和择业，成为打通城乡的武器；允许创办私营企业，使中国长出了一批本土草根企业家参与中国制造。

在产权激励各类经济主体成长和财富创造的路上，顶层释放的信号对于保证全社会的制度预期也至关重要。这里既包括国家领导人在重大节点的宣示，也包括制度和法律的递进。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中央重要会议上也在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为中国奇迹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摘编自《北京日报》/3月20日/刘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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