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枢元：一位文艺理论家的精神守望

孙婷婷 绘□本报记者 钱欢青

身为我国文艺理论界知名学者的鲁枢元今年已经71岁，他曾在苏州大学、海南大学、郑州大学等任职，亦是山东大学的兼职特聘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虽然所供职的学校没有一所如北大清华这般“耀眼”，但鲁枢元在国内文艺理论界的地位却有目共睹。他对文学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文艺学作出过开拓性贡献，他对人类精神生态的研究亦反响强烈。正是因为鲜明的生态主题，2014年，他的《陶渊明的幽灵》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关注精神生态，是强调一种精神守望的姿态。也许我们无法深入到文艺理论的细部，却可以通过鲁枢元先生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的私人记忆，了解一位文艺理论家的精神探寻之路。

壹84岁的朱光潜先生的回信

鲁枢元说，如果说中国文学在20世纪有两个自己的年代，五四感召下的三十年代是一个，“文革”后的八十年代也是一个。“八十年代”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同时涉及文化的各个领域，恰如著名诗人北岛在接受査建英采访时说：“无论如何，八十年代的确让我怀念，尽管有种种危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国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八十年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化高潮，此后要等很多年才会再出现这样的高潮……一个古老民族的生命力，究其未来的潜能，究其美学的意义，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著名学者刘再复说八十年代是“心灵解放的年代”，是“有钙质的年代，有勇气提出新思想的时代”，金观涛说八十年代是“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苏童也说，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年代”。

对于1946年出生的鲁枢元来说，八十年代也是他从而立之年向不惑之年过渡的年代。鲁枢元1967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经历农场、农村的“再教育”，八十年代刚开始时，他的身份是郑州铁路局师范学校的老师。“家境贫寒，社会地位卑微，那个所谓的师范学校只是个小小的辅导班，我也没有什么学术储备，30多了还像个青涩的少年，敬畏地观察着文坛，参与其中并以日记记录下来，不过幸亏当时写了日记，让我对八十年代有了珍贵的私人记忆。”

鲁枢元1980年1月15日的日记，记了收到复旦大学蒋孔阳先生来信的事儿。“我写信向蒋先生请教关于文学艺术的‘生气灌注\’的问题，写信时心里还挺忐忑，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信，信中详细解释了‘生气灌注\’这一概念在德国、在中国的运用差别，过几天又来信，补充了‘生气灌注\’的英文用法，还把这个概念和画论中的气韵生动进行了比较。”

那时候的鲁枢元年轻，想做学问，对自己的习作也很重视，他还把自己写文学艺术中的“生气灌注”问题的文章寄给了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那时已经84岁了，给我回了信，还是挂号信，他在信里说看了我写的文章，夸我读书很细心，同时批评我思想太概念化。还说他的《谈美书简》马上就要出版了，到时候会寄给我一本。一个84岁的老翁，能以如此殷殷之心对待一个年轻人，实在令人感动，对于我来说，只能更加努力去做了。”

鲁枢元在精神上孜孜以求，并且写了文章就向朱光潜、蒋孔阳等大家请教的时候，其实家里的物质生活极为清贫。“那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住着23平方米的房子，有时候老人来了还得住六口人。我记得那一年，领了32块钱的年终奖，我花25块钱买了《辞源》。这一年有一个月，因为买书太多，导致家庭财政大亏空，‘赤字大约100元’，有时候连买馍的钱都没有。这真是一个物质贫乏，精神旺盛的年代。”贰 有知识界就有独立思考

因为发表了文章，引起关注，1981年春天，鲁枢元被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当时鲁枢元得到龚依群先生的教导，有了八字方针——“清静无为，刻苦钻研”，“清静无为是指政治上，刻苦钻研自然是指学问上。那时候做学问的人还是能想什么就说什么的。思想解放了嘛，大家说话不是为了赚钱、评职称、评奖，都是为了讲心里话，讲内心的主张。”

没想到鲁枢元还是因为写文章惹了祸。“我写了一篇《文学需要童贞》发表在《郑州文艺》上，文章的观点现在来看很普通，就是呼吁维护文学的纯洁性和文学家的独立性，认为文学不应当依附于政治，要保证文学家创作的自由。据说当时省委看到文章后非常恼火，后来上海的文学报也在头版头条对我的文章进行批判，而且都不引用我的原文，看得我倒吸一口冷气。”

然而那个时候国民对文学的推崇也的确到了极致，就在被点名“犯了自由思潮错误”之后不久，鲁枢元应邀去给一个刊授班讲一堂《文学概论》的课，“一两千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听众小到十五岁，大到六十岁。二十部录音机一字排开，给我录音。那时候我刚被点名批评，又有这么多录音机，所以讲得战战兢兢。就是这样，讲完以后，掌声如雷，我谢幕三次下不了台。那时候的人对文学的热情真是很难想象的。我记得当时讲了两节课，一节课六块钱，但因为效果特别好，主办方后来多给了我三块钱，这样就是十五块钱。”

1982年，鲁枢元到广州参加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年会，觉得自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我因为写《文学需要童贞》惹来上海文学报批判，坏事反而变成了好事。据说巴金、茹志鹃等著名作家对上海文学报的这一做法很不满意，让他们展开检查。这事儿让我很感慨，知道上海有个知识界，有知识界就能有不一定与决策者一致的独立思考。据说当时上海的宣传部长写了诗给《上海文学》，结果被退稿了。这在别的地方，恐怕也是很难想象的。”在广州年会上，鲁枢元拿着他写的《论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去找钱谷融先生，钱先生又带他去找了王元化先生。几天后，王元化先生认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也就是这篇文章，发表在了第二年一月的《上海文学》上，而且破例把理论文章放在了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前面。”叁“精神守望”应该与“自然保

护”、“社会治理”齐头并进

鲁枢元1980年有关文学艺术中的“生气灌注”的问题，事实上已经涉及文学艺术创作的主体，因此可以将其看作文艺心理学的起步。“大约1974年前后，我从‘文革\’中被查封的禁书中‘窃取\’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的《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别》，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R.S.吴伟士，这本书就成了我的心理学启蒙读物。1978年中国文坛解冻，我赶上了这段好时光，更有幸得到一些学界前辈如钱谷融、王元化、蒋孔阳先生的及时点拨，风生云起，风云际会，就这样我在文艺心理学的风口浪尖上折腾了许多年。”

文艺心理学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重建，与新时期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是完全一致的。文学是人学，是人的心灵学，文学再度回归人的主体，文学的审美风范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无论是作家还是文艺理论家，都有着这样的“同步追求”，对于鲁枢元的文艺心理学研究，作家王蒙就曾说：“鲁枢元的文论别树一帜。先是，他填补了创作心理研究这个几乎很长一段时间是空白的领域。他接触文学创作心理这个‘对象\’时，其纯美的心态如同去接触自己热恋的姑娘，膜拜自己的女神。”

1986年10月18日，鲁枢元在《文艺报》发表《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以“向内转”评价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走向，是出于鲁枢元自己真实的心灵体验。这篇文章也在相当一部分作家、评论家那里引起共鸣，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长期以来文艺理论过度外倾的偏颇。《文艺报》为此组织了一年多的论争，使鲁枢元自己对文艺学中“内”“外”的关系也获得了较全面的认识。

文学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文艺学是鲁枢元学术研究的“三部曲”，鲁枢元认为，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之上存在着一个“精神生态”的层面，“我所说的‘精神生态\’，其中包含这样两个命题：一是，‘精神\’作为人的一种内在的、意向的、自由的、能动的生命活动，在一个更为高蹈的层面上对地球生态系统发挥着潜隐的巨大作用。二是‘精神\’本身也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开放系统，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地球的生态危机同时也是人类的精神危机。‘精神守望\’与‘自然保护\’、‘社会治理\’应当成为齐头并进的行动纲领。”故而鲁枢元认为，“拯救大地，拯救天空，保护自然，守望精神就是‘大道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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