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需要制度化法治化语言

在向民众做某些政策解释时，使用普通百姓喜闻乐见、容易理解的语言是好的，但是在制定某些规则、提出某些要求、做出某些指示的时候，就要尽量减少接地气的语言。那些口语化的“通俗说法”，往往含义不清、所指不明、边界含糊，可能会降低政治的制度化、法治化程度，并为随意滥用权力留下空间。

建立大家听得懂的话语体系

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南方周末的记者采访了参会代表——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刘康，希望借助他的亲身经历，观察中共与世界对话的态度和方式。

刘康说，我所在的分会场有几十个人参加，与会中国官员包括中纪委官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央党校学者、江苏和辽宁两省的纪委领导等。还有不少外国官员和学者，比如新加坡反贪局的司长、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副主席、蒙古自然环境旅游部前部长、罗马尼亚国家自由党的代表、公正俄罗斯党国际部长等。讨论非常热烈，中方代表讲了很多党纪与国法的关系，但与会者似乎始终没听明白二者到底是怎么回事。

会后刘康做总结时说，欧美人说话是分析的、描述的、比较的；中国人的说法则是修辞性的，四六骈文，爱用排比句。中国人说起来铿锵有力，但如果翻译成英文，老外会觉得不知所云。这不仅是中外用词造句的差别问题，还有表达方式的不同。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讨论时说，党纪与国法是辩证的关系，既不能混同，又相辅相成，这是中国特色。然后他又说，党纪严于国法，有利于法治；国法高于党纪，有利于宪法权威。既要严格党纪，又要公正司法。他说了半天，没举个例子，外国人很难听懂。

刘康说，中国反腐败不只是中国的事儿，也是国际的事儿。如果要搞国际合作，就一定要互信、尊重、互相理解，在法治基础上合作。搞国际合作要有一个基本的法治认同。法治建设也好，司法合作、党际合作也好，要建立大家都能听懂的话语体系，把语言表达清楚。中国的这种文学性的、含混的说法，也要与西方语言表述方式相互借鉴学习一下。

官方规则性语言慎用文学性表述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共识网刊文说，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如果把这个作为接地气的话，当然是好的。在向民众做某些政策解释时，使用普通百姓喜闻乐见、容易理解的语言也是应该的，但是在制定某些规则、提出某些要求、做出某些指示的时候，一定要慎用接地气的、口语化的通俗说法。

现代政治是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政治，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那些口语化的“通俗说法”，往往含义不清、所指不明、边界含糊。这样的说法貌似接地气、贴近群众，但结果可能会降低政治的制度化、法治化程度，并为随意滥用权力留下空间。

比如前不久讨论拆院墙的事情，这是关系很多人利益的公众话题，是应当进行充分讨论的，但是有个人十几次追着问：你是党员吗？如果你是党员，请先退党再发表这样的看法。你光说他神经病是不行的，他的根据是：拆院墙涉及党的大政方针，党员不能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显然，他对什么叫妄议、讨论批评算不算妄议、什么是大政方针这些概念没有搞清楚。这当中有他个人的问题，也有相关规定表述不够准确明晰的因素，所以不能简单认为文学性、接地气的语言就是好语言。中国要走向法治，在官方的正式语言中就要尽量减少含混的语言。现代政治不能使国家的运作去贴近日常生活语言的层面，而是要使社会生活的运作接近法治化、制度化语言的层面。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学者张明澍在共识网刊文说，我的宪法课教授参加过制订1954年宪法，当时有民主党派人士觉得，中共提出的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原则很好，希望写进宪法中。教授说：法律是要执行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原则的确很好，可是如果写进宪法，怎么执行呢？肝就是肝，胆就是胆，怎么拿出来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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