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飞宇
2000年,我36岁,刚刚写完《玉米》;敬泽36岁,新出版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用敬泽自己的说法,这是“一本小书”,这本小书就被我放在了枕头的一边。每天晚上,就着枕头,我总要把敬泽的书拿起来,有时候看上十几页,有时候看上两三页,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睡着了。
许多的夜晚,在我和敬泽的私人聊天里,我一次又一次发出了疑问:你怎么就不续写的呢?《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是一个独特的文本,可是,它真的太“小”了。他的回答永远是类似的:“哈,那个啥———嗨,急什么呢。”
由于家学的缘故,敬泽在史学上有底子。如果不是因为他就读于北京大学的中文系、供职于《小说选刊》和《人民文学》 的缘故,我估计他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史学家。然而,即便命运做了别样的安排,他的基因里依然保持了与历史对视的癖好与冲动。他的方法论不是钻故纸堆,不是考古挖掘,也不是田野调查,李敬泽的历史是审美表达的历史。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的文本一直好看,你永远也读不到他公开发表的、署名的、敷衍的文字。
现在,李敬泽做了补充,一本大书已然放在了我的案头,那是《青鸟故事集》。封面是白底黑字。我把这本书捧在了手上,一页一页地翻阅。实在是太熟悉了,那种不依不饶的、后浪推涌着前浪的李氏腔调。
如果说,历史是一堆即将燃尽的篝火,敬泽恰好从一旁经过,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敬泽他一定会扯断一根树枝,然后,用这根树枝把猩红的篝火洒向天空,任狂风如潮,任炽热的火星在漆黑的夜空星光闪耀。那是他精神上的焰火,他定当独自享受独自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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