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船店脚牙,这5个字,实际上说的是5个行当。不过,“车船店脚”好理解,这个“牙”字,很多人就不知所以然了。
“牙”字何解?
牙行,究竟是一个什么行当呢?说白了就是为买卖双方撮合交易,然后从中抽头(提取佣金)的中间商,类似现在的中介。过去,人们也叫他“牙子”。
据了解“牙子”这个词儿,汉朝就有了。中间商为什么叫“牙子”?目前还难以找到最权威的解释。
一位88岁的老北京贾老先生认为之所以把中介称为“牙”,可能是一种形象的比喻,人们吃嚼谷儿离不开牙,就嘴和舌头而言,牙是谁也离不开谁的重要器官,也是中间的一道“门槛”。
老北京的“牙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当。干这行的人得一手托两家。也就是先找“上家”,再找“下家”。“上家”一般是出品人,即生产者,“下家”是出售者或消费者。
所以,吃这碗饭的人得路子“野”,门子多,熟悉行情,了解市场,还要揣摸人的心理。
比如赶上天津地区发大水了,“牙行”的人便会跑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方,寻找生产搪瓷、毛巾、肥皂、牙膏的厂子。
为什么呢?因为天津离北京近,那儿的地势低,北京的地势高,天津一发水,天津人一般都往北京跑。到北京避难,他们得用脸盆洗脸,用搪瓷缸子刷牙漱口,这类小商品肯定在市场上紧俏,当然小商小贩们不会放弃这种赚钱的机会,上哪儿趸货去?只有找“牙行”的人。
“牙行”的人从南方找到货源,再转手给北京的小商小贩。通常他自己不去卖,只去中间说合。
最早的“牙”是“私牙”
老北京的“牙商”最初都是“私牙”,也就是所谓的个体户。不过,那时的个体“牙商”,没有营业执照,也不用缴税。
由于“牙商”在买卖地的作用举足轻重,虽说还达不到有欺行霸市的势力,但是他可以在价位上玩猫腻,比如福建产茶,北京的茶商要找货源,得找“牙商”。“牙商”从福建茶农手里要“铁观音”乌龙,十斤是二两银子,经他之手给北京的茶商,也许十斤就变成了五两银子,他身不动膀不摇,十斤茶叶从中净赚三两银子。
当然茶商拿到市场上卖,还要加价,十斤茶叶,他也许能卖到六两或七两银子。
“牙商”的利润很大。难怪老百姓对这一行当有“无罪也该杀”的解恨说法。可是恨归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离不开“牙商”。
政府也看到了“牙商”的暴利。这中间盘剥的利不能全都便宜了“牙商”呀,于是,从明朝开始,北京才有了“官牙”。
明代以后的“官牙”
所谓“官牙”,就是政府允许其吃这碗饭的“牙商”,换句话说,“官牙”手里有政府发的营业执照。
当时的营业执照其实就是一种营业凭证,这种凭证叫牙帖。为了避免“牙商”扰乱市场秩序,控制物价,明朝政府对京城的“牙商”实行了相对统一的归口管理,比如限制他们“串行”。
你是吃茶叶这碗饭的,只能当“茶叶牙子”,不能再到菜啦、肉啦这些行里刨食开“牙”。对政府来说,分行管理的最大好处是能监督他们纳税。
当时“牙行”的税相当高。每一行都有官员负责收税、评价、处理商人之间的摩擦碰撞等事情。
有了“官牙”以后,政府下令一律取消“私牙”,没有官方发的牙帖,谁也不许私下当“牙商”。
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清朝的北京叫“京师”,京师专门有掌管“牙商”事务的官员,官位为正六品,官称是顺天府通判。
通判办公的地方在顺天府衙门。通判的权力不小,他不但掌管京师各个行当的“牙商”,还根据行业情况,设置“牙商”的数目,向“牙商”颁发牙帖,不是光发,还要定期审核,类似现在的工商部门对企业的“年审”。此外,还要查禁“私牙”。
“牙商”与龙帖
“牙商”申报牙帖要缴帖钱和税金。牙帖又叫官帖,老北京人俗称“龙帖”。
清代的牙帖上写着名、色、埠等内容。“名”就是持有者的姓名,“色”是经营的种类,“埠”是买卖坐落何处。
政府有明令,严禁牙帖“朋充”,即多人合用一帖;也不许“越色”,即超越指定的经营种类;不许“移埠”,即到非指定场所去经营。
老北京有牙帖的行当有粮行、菜行、果行、茶行、花行、布行、柴炭行、牧草行、房地、车船、拉脚等行。
牙帖有合帖和独帖之分。合帖可以经营某一类商品,如蔬菜、水果,独帖指只能经营某一类中的一种商品,如大白菜、萝卜。
以“牙商”从“私牙”到“官牙”的演变来看,到了清代,“牙商”实际已成为类似现在的批发商,最初的那种单靠“牙”(脑子和嘴)来从中牟利的情况已然变了,虽然也是“中介”,但可以直接参与经营了。“牙商”的历史演变
曾看过这样的报道,说某老字号经营的某种商品,有当年皇上发的龙帖。拿着龙帖可以直接进宫。意思是这家老字号是如何有名,其经营的商品因有龙帖而身价倍增。
其实,所谓的龙帖,就是牙帖。龙帖只不过是营业凭证而已。当然,给某一类商品发龙帖是有的,如老北京“天福号”的酱肘子就有龙帖,“桂馨斋”的酱菜也有龙帖,但这龙帖属于顺天府通判署发的“独帖”,即只准“天福号”经营酱肉,不能经营烤鸭。龙帖跟字号的有名没名、商品的好坏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给宫里送货,持有龙帖倒是事实,因为皇上吃的东西不能马虎大意,经营者必须有合法的身份。但是每天送货都拿着龙帖又太麻烦,于是才有“腰牌”的说法。
民国时期的北京,顺天府改叫京兆地方,“牙商”由京兆尹负责掌管,直接隶属于当时北洋军阀执政的中央政府。
迁都南京以后,“牙商”由北平地方政府管理。随着“牙行”批发商的角色凸显,加之后来有了商会,“牙商”渐渐成了名副其实的批发商。
“牙”没了,经纪人有了
“牙商”的出现,是旧时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的产物。不过,明清两代政府对“牙商”的严格管理倒是有可借鉴之处。
首先,老百姓虽然恨“牙商”,但生活中又离不开“牙商”。“牙商”的牟利手段比较多,下招儿比较狠,获利非常大,如果将其灭掉,肯定会阻碍经济发展,老百姓不但受不了益,反倒会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聪明的做法是把它纳入政府的掌握之中,让它合法化,名正言顺地做买卖,该纳税就纳税,该赚钱就让它赚钱。
其次,在让“私牙”穿上合法的外衣,成为“官牙”以后,又通过严厉的手段制裁那些不穿合法外衣的“私牙”,这一手扶持、一手出拳打击的做法,让“私牙”没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这招儿又从反面促使想吃这碗饭的“牙商”走正道。
实际上这种以疏导为主的管理方法,比一味地严厉打击,“堵”或“灭”的方法有效。(梁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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