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特色文化● 胡 杨

胡杨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有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所在。古人云：欲亡其国者，先亡其史；欲亡其国者，先亡其文。最早给文化下定义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说：“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个复合的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习惯”。我国近代学者梁漱溟先生认为：“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

文化作为实践活动的智慧，是一个民族在其独特的条件下的独特创造。也由于文化是人们生产和生活实践的智慧，这就决定了文化总是以地方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每个地方的文化都有区别于他地方文化的特殊性。地方文化的特殊性是由地方的特殊的生存环境造成的，文化与实践的关系决定了任何文化都与创造该文化的区域所遭遇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我们必须建设特色文化。特色文化是人类历史的财富和底蕴，是社会文明和谐的基石、是时代的强音和竞争力、是整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灵魂。

文化特色是文化的DNA，展示文化特色是建设文化强市的应有之义，把彰显文化特色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推进嘉峪关市的文化建设，必须把保留城市文化特质放在首要位置，把彰显文化个性作为城市建设、旅游景区建设、旅游文化培育最核心的理念，以此拓展城市张力，形成发展动力。在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上求突破，在个性文化的塑造与弘扬上求突破，保存城市历史记忆，提升城市文化品质，塑造城市文化精神，建设美丽、和谐、幸福的嘉峪关。

一、嘉峪关的特色文化是河西文化

河西走廊又称甘肃走廊，其南为海拔四、五千米的祁连山脉。由一系列北西走向的高山和谷地组成，西宽东窄。自西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据两关”（即阳关、玉门关）以来，河西走廊一直是内地连接新疆的重要通道，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是古代中国同西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国际通道。

河西地接西域，西域文明直接输入河西与华夏传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吸收消融，这种优势最先被河西两端的武威和敦煌所拥有，这种相互吸收消融的结果，产生了举世闻名的河西文化，从敦煌莫高窟、武威海藏寺、天梯山石窟、雷台、皇娘娘台出土的大量文物，如马踏飞燕，已成为中国的旅游标志。这种文化的超时空的盛名，无不是华夏传统文化与西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特殊的地理，特殊的人文环境，准备好了文化的发酵物。据史籍记载：五凉时期，河西学者撰有三十余种学术著作，后来《隋·经籍志》著录为十三种；教育兴旺，传授求学之风浓郁，凉州在中国号称“多士”之邦。《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后，也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

对于历史、文化的深入，河西的魅力，不胜枚举，从西向东，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嘉峪关、酒泉胜迹、新城丁闸坝魏晋魏、阳关、玉门关、象牙佛造像、文殊山、金塔寺、大佛寺造像、马蹄寺、天梯山石窟、海藏寺……我们可以列举许多中国文化之最。

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河西，如同中国开向世界的一扇窗户。汉唐盛世、烽火边塞、丝绸之路……没有河西，便没有棉花和苜蓿，没有胡桃和葡萄，没有大宛汗血马，没有佛教经典，没有敦煌艺术，更没有中西文化的交流，没有四大发明的西渐，没有欧洲的崛起……河西，应该是别在人类胸前的一枚光辉灿烂的勋章。

自古以来，嘉峪关就是河西走廊的一部分，整个河西走廊，在地理上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化上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圈。

嘉峪关市位于河西走廊中部，是以世界文化遗产、明代万里长城西端起点——嘉峪关而得名，因国家“一五”计划重点项目酒泉钢铁公司的建设而发展起来的一座新兴的工业旅游城市，是我国内地通往新疆、中亚的交通要冲，是新欧亚大陆桥的中转重镇，素有“天下第一雄关”、“边陲锁钥”之称。1965年建市，全市总面积3000平方公里，城区规划面积26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9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0万人，城市化率92%。是全国首批小康城市，荣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六连冠”等殊荣。

嘉峪关在河西走廊文化圈的浸润中， 灿烂的文化与壮美的河山交相辉映，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黑山石刻、魏晋墓地下画廊、长城第一墩、悬壁长城、七一冰川、新城草湖以及戈壁、沙漠、绿洲、草原、冰川、峡谷……同时，新建的华强方特欢乐世界，保持了嘉峪关旅游形态的多样性，也趋于更加完整、完善的状态，这些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源，品位高、存量大、种类多、积淀厚，具有巨大的发展优势。接下来需要做的事，就是要不断地完善文化建设，为这些景区、景点注入文化的灵魂，使它们真正成为有活力、有生命力的产业载体。

需要澄清的是，在嘉峪关特色文化的界定中，我们常常说：“嘉峪关是丝路文化和长城文化唯一的交汇点”，这句话有很强的迷惑性，乍看起来似乎很有吸引力，讲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丝路文化、长城文化、唯一”这些词从文化属性上嘉峪关都沾边，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新城魏晋墓号称“地下画廊”，它们可以说是长城文化和丝路文化的精髓，但由此就断言嘉峪关是长城文化和丝路文化的交汇点，而且是唯一，就有点武断。

我们分析一下，长城的历史和丝绸之路的历史几乎同样悠久，战国时期的方城就已经是长城的雏形，丝绸之路虽然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但这条道路上的贸易往来其实更早时期就已经进行着。

河西长城的修筑始于汉代，是为了维护西汉政权在河西走廊的延续，是为了保卫丝绸之路的畅通，可以说，那时候，长城与丝路是一对孪生兄弟，谁也离不开谁。嘉峪关的修筑就更晚了，从明洪武五年历经168年的漫长岁月，才形成今天如此壮丽雄伟的景象。从本质上看，长城文化与丝路文化根本就不存在交汇的问题，而是一个互相依存，互相融合的联合体。

硬要说交汇，那么河西走廊，整个丝绸之路沿线，长城的身影随处可见，那岂不是哪儿都在交汇吗？尤其是河西走廊，它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又是汉明长城的必经之地。看来，交汇说不通，唯一更是没有根据。

一条长城，可以说它贯穿了中华文明的兴衰史，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盛的朝代秦、汉、明都超过了万里，其他朝代也曾有不同程度的修筑，长城所倾注的中华民族的血汗和智慧是海量的，因而，长城所负载的中华民族的情感和文化也是最核心的。说起长城文化，那真是博大精深，无论是内涵和外延都是广博的学问，不可能一言以蔽之，更是不能把一个城市的地方文化特色简单而粗暴地定位于长城文化。

丝绸之路也是一样，它是中华民族对外交流的触角，同时也是外部世界了解中国的最广泛的渠道，中华文明五千年，丝绸之路几万里，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社会的种种要素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聚集，形成了无限的聚合力，在丝路文化中，中华文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准确地说，丝绸之路是四大文明汇流的地方，是世界文化交流的课堂，把嘉峪关特色文化放在丝绸之路的大文化之中，应该是沧海一粟，大而无当，确有老虎吃天，无处下嘴之感。

纵观历史，细察嘉峪关文化的属性，我们认为嘉峪关特色文化就是河西文化。自古以来，河西自然条件丰饶，绿洲相连，人们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十分畅通，许多民俗、民风趋于一致，文化更是一脉相承，在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中，河西文化是十分独特的一支，也是文化中的瑰宝。

二、 河西文化是容纳吸收各种文化的产物

纵观人类历史，曾经在各自相对独立的人群之间出现过众多促使彼此沟通连接的地带，这些地带被视为“文化区”的类型，人们习惯称之为“通道”或“走廊”。这些走廊往往与该地区的自然地貌有关。它们的形成体现了人对环境的认识和适应，同时也反映出特定族群的文化交往和传承。

河西走廊就是这样一个通道和走廊。作为丝绸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犹如一条璀璨的玉带，承载着华夏文明的精华；又似一座天然桥梁，让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汇集，西传东渐。

季羡林先生说过，四大文明汇流的地方，只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河西文化，应该是甘肃文化的亮点。在漫长的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各种文化汇流的地方，从而最终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魅力的文化样式。

这个走廊和通道承载了比以往许多通道和走廊更多的文化的、经济的、历史的元素，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活力四射。

从战略地位来看，河西走廊是西部地区国家安全的战略纵深通道。历史上曾有“河西者，中国之心腹”、“欲斥西域，必固河陇”的公论，能够也有“重开丝绸之路”的呼号，还有“建立欧亚大陆桥”的当代实践。在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的眼里，河西走廊是必须固守的战略要地，民族冲突中，突破了河西走廊，中原王朝就处于危机之中。

在甘肃省委、省政府架设的国家层面的文化平台——华夏文化传承与创新区建设一带三区十三板块中是这样描述河西文化的：以敦煌文化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围绕敦煌文化、长城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石窟文化、简牍文化、五凉文化、西夏文化、边塞军旅文化以及现代工业和科技文化等，以促进文化生态发展、保护文化形态多样性为重点，实施综合开发，整体推进，沿铁路、公路向周边辐射，以大型节庆活动和体育赛事为载体积聚人气，形成集遗产保护、景观旅游、事业服务、产业发展、产品交易、文化交流为一体的文化展示研究基地和文化园区。

这是高度总结河西文化，统筹运用河西文化的一个重大决策，更是一个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文化设计。

汉武帝列四郡置两关以来，河西走廊的版图就开始真正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尤其是丝绸之路初开之后，河西走廊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又成为联系东西要道的枢纽地段。魏晋之后，河西地区先后有五凉政权建立，时局比较平稳，为本地区的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河西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该地区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点。

《汉书·武帝纪》载：“ 元鼎六年秋，……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汉书·地理志》又载：“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史记·河渠书》也云：“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从上述史籍记载可以看出，汉代的“河西”基本上是指武威往西的广大地区。《新唐书·方镇表》载：“ 景云元年 置河西诸军州节度……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旧唐书·地理志》载：“景云二年……自黄河以西，分为河西道。”由此可见，古“河西”泛指流经河套平原的黄河流域及以西的广大地区，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河西”基本相同，即指丝绸之路上从兰州往西，包括武威古凉州 、张掖古甘州 、酒泉古肃州 、敦煌古沙州等地甚至更西区域在内的广大地区。而河西文化是指汉唐以来以凉州、敦煌为中心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种文化。这一文化在总体发展趋势上呈“东进西渐”的态势，除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般性质外，其本身还有极为鲜明的个性。

河西归汉之后，中原先进的农耕文明也由此进入，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互补共存，相得益彰，形成了汉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

河西文化汇集了各种文化的精髓，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所决定的。由于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的交流，各种文化形态从走廊川流不息，河西文化遂以当地原有文化为基础，广泛吸收中原文化而形成更具活力的文化。从《汉书》、《史记》有关记载可知，汉武帝时代曾有意识地往河西地区大量移民，移民的目的主要是屯垦和戍边，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河西移民和开发。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战乱频仍，大批中原士族纷纷迁居河西以避战乱，这些内地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思想，对河西地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如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所论：“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随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魏、齐之源中亦有河西之一派……”从20世纪的考古发现亦可知，河西一带大量的魏晋壁画墓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遗风，是中原文化西渐的最好例证。

河西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而形成的地域文化。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这与丝绸之路的开通有直接的关系。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但有印度的高僧经新疆、过敦煌、到洛阳传教，也有内地僧人前往天竺取经。大量的佛教高僧经河西频繁往来于内地和天竺之间，为佛教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敦煌莫高窟的开凿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与中原文化相激相荡，并逐步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敦煌壁画中很多似道似佛、道佛相融的壁画，形象地反映了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结果。在佛教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伊斯兰教等宗教也经西域传入河西并向中原地区广泛传播。值得注意的是，河西地区佛教最大的特点是世俗化倾向，也正因为如此，河西佛教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河西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具有商业文化的显明特征。从魏晋到隋唐，不但有大量的内地移民前往河西地区，更有属于伊朗文化系统的“昭武九姓”为代表的中亚人因经商移民西域及广大的河西地区。他们的足迹遍布新疆的于阗、楼兰、龟兹、古河西四郡甚至洛阳、长安等内地都市。因此，在以丝绸、茶叶、瓷器为代表的中国产品传往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北非的同时，西亚、中亚的农作物、商品及音乐、舞蹈、美术、饮食、服饰等文化也大量传入中国。长期的商业往来和贸易，使河西文化打上了明显的与中原文化不同的商业文化特征。

从区域发展来看，河西走廊既是振兴甘肃之“西翼”，又是联动大西北之“重心”，其发展层次和水平，事关甘肃全局。从发展方式来看，谁占据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主动。当前，甘肃要实现科学发展，尤为需要文化的提振、支撑和引领。如果说河西走廊“一五”以来主要是农业开发、工业开发，那么，打造河西走廊文化高地，则是一次新的、更大规模的、穿越历史的文化开发，是一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登顶行动”。它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更关系到未来的甘肃能否获得新的优势。显而易见，有了这个文化高地，甘肃就有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有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有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1969年，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铜奔马，这件被称为“马踏飞燕”或者“马超龙雀”的国宝，被确定为国家旅游标志。“凉州畜牧天下饶”，广阔的草场，从汉代就设立的焉支山下的国家马场，除了河西大马的傲然奔驰，西域良马在输入中原的漫长征途中，这里是中转站，马的交配与交融，引发了生产力的大变革。在那个年代，马闪电般的速度，使战争的千里奔袭、文化和物资的流转，冲破了距离的阻碍。作为中原之门的凉州，土壤的肥沃、物产的丰腴，使中原文化的种子，如星星之火，不断燎原。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冲突融合，在这里积蓄了力量，在包容的过程中充满活力，成为文化示范的源泉。

由人和马铸造的辉煌已经永远沉睡在历史中，马时代凝聚的精华，却永远嘶鸣在石羊河流域。“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温子升的《凉州乐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把“武威”地名写入诗的名作。诗人温子升追慕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繁华景象，寄寓诗人神游四海、切盼时世安乐的感情读来栩栩如生，如同昨日。出关西，如陇右，渡黄河，在一片绿洲上，忽然看到了一座雄伟的城市，它就是武威郡的郡治姑臧城。姑臧，武威古地名，即今天武威市凉州区一带；姑臧城，即今天武威城。远方的游客进了姑臧城，只见香车宝马熙熙攘攘，往来不绝；在华丽的馆舍酒肆之中，歌声悦耳，羌管悠悠，此处歌歇，彼处舞起，全城到处是歌舞的海洋、欢乐的天堂，凉州人沉浸在美妙的享受之中。

无独有偶，河西走廊的另一端敦煌，流沙坠简，八百里莫荷延碛的阻隔，使它独立成章，又由于四周戈壁沙漠环绕，绿洲的样式更加晶莹璀璨，被荒芜浸透身心的人，敦煌的情感，刻骨铭心。义无反顾的人，九死一生的人，都汇集到了敦煌，他们打量敦煌的眼神，神秘而又深沉，充满了生命的考量，佛教的传播，因而找到了栖息、生成的土壤。在古代，文化的传播，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绿洲间的距离在一百公里左右，风俗、文化以及对外来风俗和文化的吸收，总体上是均衡的，而超越了这个范围，风俗、文化的渗透极为缓慢，甚至文化的传播会发生变异。敦煌与河西成片的绿洲基本上保持了百余公里的距离，而西出敦煌，沙漠戈壁的蔓延已达到近500公里，面对如此遥远的荒芜，只有那些不畏艰险的穿越者，在巨大的风尘中随遇而安。但汉文化和各种文化在这里的汇集、发酵，产生了爆发力，这个力量的冲击波，足以穿越“死亡之海”的戈壁和大漠，使草原的花朵成为丝绸的色彩。丝绸之路西部地区，汉代流行的是天山以南的南、北两道。以后天山以北的一条丝绸之路繁荣起来，被称新北道。隋唐时期把这三条路线依次称南道、中道（汉代称北道）、北道（即新北道）。无论这条道路有多少岔道、便道，但这条道路的总枢纽，是敦煌。

河西走廊，独特的历史人文区位使河西走廊成为不同质的文化发生代际演替的典型地区，时至今日，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依然在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上持续发生。可以说，河西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河西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同时，河西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区，实际上承担了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通道和桥梁作用。中原文化与河西原有文化在这里交会，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也在此融合。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经丝绸之路远播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北非，西方文明经河西走廊传入长安、洛阳甚至广大的中原地区。

三、民族文化是河西文化的基础

河西归汉，是嘉峪关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春，“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八千余级，收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公孙敖）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这一年的秋天，匈奴“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休屠王悔，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汉置五属国以处之”（《史记》），于是河西及酒泉成为汉的疆域。

汉政府“列四郡、置两关”，强化了对河西的防御，有效地保卫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朝以此为战略后方，依靠其人力、物力支援朝廷派出的大批使节和人员去西域进行活动，并多次派军队从酒泉、敦煌出击匈奴。距嘉峪关北10公里的石关峡建有玉石障，今虽障城墙垣遗址无存，但它确是汉酒泉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从酒泉出兵西域必经的要塞和险要隘口。石关峡乃天然险隘，再加以玉石障塞，真正起着西扼玉门塞外，东蔽酒泉，保障河西之咽喉的作用。

两汉之际，地处中西陆地交通要冲的酒泉、嘉峪关地域发挥着西域入贡要路，河西保障，两汉藩卫的职能。

在各个历史时期，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整合是一种常态社会现象，尤其是在民族交错分布的地区，更是如此。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文化分布地区，也是我国古代与西方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在这里，河西走廊伸入我国大陆腹地，夹处蒙新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在自然地理区划上属于我国典型的西北内陆干旱气候区。得益于祁连山冰雪融水的滋润，区域内发育了片片肥沃的绿洲。而戈壁、草原、绿洲相间分布的空间形态，为不同民族文化的入居、成长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这种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使居于斯的民族或部落都形成了深厚的“故土”文化情结，早期生息于此的羌、月氏、匈奴等族就是如此。当中原汉王朝占有河西走廊之后，原居于此地的各民族或部落却难以释怀，一首古歌流传千年：“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兴旺；失我胭脂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到唐时，其后裔依然跨山越水奔赴河西走廊，言其为“归故地”。表明河西情结已成为历史时期生息于兹的民族所固有的文化遗传“基因”。鲜卑、吐谷浑、回鹘、党项、吐蕃、蒙古、回族等族自不用说，就是居于斯的汉人，无论或罪或谪，或官或戍，数世之后，亦称自己为“河西土著”。这种不同民族共同的乡土意识是嘉峪关多民族文化趋于一致的重要文化背景，也是嘉峪关一带多民族文化碰撞、交流与整合的内在推动力。

嘉峪关黑山岩画就是嘉峪关民族文化资源聚集投射场。黑山岩画是我国岩画宝库中的明珠，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牧羊人发现后就蜚声中外。黑山岩画反映的时限跨度大，时空关系复杂，涉及部族较多；画面所反映出的内容丰富多彩，有动物、人物、佛塔、植物，还有大型的操练舞蹈场景。

黑山早期岩画属于原始驯养岩画时代，也就是旧石器时代末期、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1万年至6000年。分布于四道股形沟的岩画有人物和动物个体430余个，其中大角鹿、水鹿、犀牛、野牛、巨貘、豺、虎、蟒蛇等动物的出现说明当时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森林密布，峡谷河水为多种动物繁衍生息提供了适宜的气候条件，具有明显的亚热带气候特征。与黑山同属一个山系的肃北马鬃山北麓野马山也发现4处岩画遗址，其中别盖乡好布拉村大黑沟的布尔哈达处的岩画中，画有象的图案，说明当时有象这种动物生存的环境，与黑山岩画中的犀牛为同时代产物。黑山岩画和马鬃山岩画中，都有早期蕨类植物进化成的植物。蕨类植物随河西走廊气候转暖，只能保留到距今1.1万年至7千年。黑山地区的古人只有看到这种植物才有可能把它凿刻在崖壁上。二者对照研究发现，此处部分岩画为早期作品。

中期的黑山岩画，属于战国、秦及西汉初期的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这个时期，活动于河西走廊的中国古代的游牧民族有乌孙、月氏、匈奴等。春秋时期至战国时期，乌孙活动于河西走廊的“祁连、敦煌间” 。汉初，乌孙人被月氏人强逼西迁到了伊犁河流域，占领了整个河西。他们应为这一时期的岩画创作者。公元前174年（汉文帝）初年，北方强大的匈奴人占据河西。匈奴人喜欢以虎入画，表现其剽悍的民族性格。在阴山岩画和黑山岩画中都有较多虎的形象，虎多刻得形象逼真，且多成群，有些虎身上刻有线条纹饰。由此认为匈奴人是中时期黑山岩画的主要创作者。一路观赏，在那陡峭的岩壁，在那山麓的巨石上，我们就像是在岁月的时空中穿梭，有时光倒流的感觉。

这些丰厚的文化积淀，为我们河西文化注入了鲜活的民族文化的因子。（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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